朱翊钧的两手拇指指甲尖儿在袖子里互相顶了起来，他觉得自己一定是得试一试启蒙民主这件事了，他这人就是这么喜欢为他人着想，连看到别人有愚弄自己的嫌疑都不忍心，
“非是为从此二者之中命题。”
朱翊钧的拇指开始在袖中互戳，
“朕知为人君者，必尽知天下之害，而后能尽知天下之利，汉高祖尝言，‘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于言表。”
“自古汉家为君父者，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帝王，帝王又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
“以帝王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始而惭，久而安，岂非反为天下之大害？”
“设若‘天下无君’，则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岂非利之于天下，为今朝贡士之所求者？”
朱翊钧说罢这一番话，自己也觉得有一点儿心虚，他想这一段话大约是要上史书了，不知道这个时空的后世学者往后翻到这一段话会怎么评价自己。
又想，这辅臣一会儿要是又跪下了，自己该怎么办？这说出去的话再收回来，岂不是反而显得反复无常，并非是真心赞成“天下无君”？
就在朱翊钧左思右想之时，许国复开口道，
“皇上，臣该记得，万历十四年丙戌科殿试策问，便是‘无为而治，不赏功而民劝’。”
朱翊钧没料到许国对此言论竟然毫无反应，当真是在与皇帝讨论殿试策问。
他想想又觉得不是这么回事，万历十四年的科举试题他也记得，并非是笼统地要考生讨论“无为而治”这一句话在施政中的可能性。
实际上万历十四年的策问讨论的是“无为而治”与“有功不赏，有罪不罚，虽唐虞不能化天下”之间的辩证观点。
这里面的一大陷阱，是这道策问的最后有一句“以昭明圣祖之法而追古帝王之治”。
也就是要求把明初朱元璋的严刑峻法，和上古无为而治的行为结合起来进行议论，还必须做到文意想通，能够自圆其说，和自己现在所提出的“天下无君”完全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言论。
朱翊钧内心五味陈杂，他想辅臣也是挺不容易的，连反驳皇帝都是用三年前的殿试策问来反驳的。
还得等皇帝自己想明白了，才回味过来这其实是一种反驳，而不是提醒皇帝接连两次科举的殿试策问出现重复了。
朱翊钧重新组织了一下语言，心底的气势已经比先前弱了一些，他原先以为文臣起码是不会毫不犹豫地立刻就反对“天下无君”这种思想的，至少会流露出一点儿明贬暗褒的意思。
不料现实是许国连这方面的话口都没留，全然就是公事公办，让朱翊钧不禁感到启蒙国民的难度又增大了一些，
“丙戌科所论，乃抑赏罚者为人君致治之具，而非其所以治。”
朱翊钧解释道，
“古者谓有治人无治法，朕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三代之法，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所谓藏天下于天下，此即为人君其所以治者。”
朱翊钧觉得自己说得足够明白了，法治大于人治，四舍五入就是宪法为一切根本大法嘛。
却不料许国即道，
“臣谓法入策问甚合时宜，听闻我太祖高皇帝用夏变夷，敷政立教，尝谕侍臣曰，‘礼法明，则人志定，则上下安’，又曰，‘制礼立法非难，遵礼守法为难’。”
朱翊钧听了，不禁皱了下眉。
许国引用的这句话其实是来自于《皇明宝训》，单从字面意思上来看并不算是引喻失义。
当然朱翊钧知道这句话还有一个背景是出自《明太祖实录》。
朱元璋前脚刚说完这句话，后脚就跟当时的左相国徐达说，“我当年起兵濠梁，见元末主将都是因为不讲礼法，放纵部下暴乱，不懂得驭下之道，才导致早早就自取灭亡的，而我所任命的将帅，都是从前与我同功一体的人，他们臣服归心于我，我即与之定名分、明号令，所以众将士才没有提出异议之人，都听命于我，现在你们为辅相，也要遵守这些道理，千万不要‘谨于始而忽于终’”。
然后当年跟着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就当真“有谨始而无善终”了。
“臣观人君之于国，必有所与立，上之率下为纪纲，则君之所以提挈振举之谓，设若以‘立纲陈纪，移风易俗’为策题，则一禀于礼法，以承皇上是为长久安宁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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