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七年爆发在宣大防线上的战争，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它跟黄台吉想的不一样，之所以不带火炮，一来是自己从沈阳启程就拉了三万出头的满洲八旗和汉军，这样的兵力明显不足以攻打明军一镇。
火炮对夯土结构的堡垒、城池没有威胁，在攻守战争中起到的作用是压制，攻军火炮能压制守军火炮，就能有效减少攻城军队死伤，甚至敲掉整面城垛让守军不敢上城，直接将战斗推入巷战。
另一方面则是黄台吉确实没那个运力，后金面临的战争环境跟刘承宗不一样，使用的火炮铸造技术也不一样，他自主铸造的红夷炮都是用失蜡法制作出货真价实的大炮，六千斤一门。
而运送物资，在重量上有临界点，超过一个重量，就要投入多倍牲畜，以达到一头的效果，二牛拉车能轻松拉动一千二百斤，而要想拽动六千斤的东西，就要投入二十头牛。
他用于震慑蒙古的两门大炮，拽过来就用了四十头牛，单是运五十门大炮，就得凑一千头牛，这一千头出重役的牛每天吃草料两万五千斤，从出兵到现在五个月，就得吃掉三百七十五万斤。
他如果有能耐组织这样的运力，还需要背井离乡跑到漠南打仗？
他没想到蒙古草原上的情况，更没有想到进入宣大防线后的战况——战事顺利，战斗也打得很好，但后金打不起这样的仗，尤其是跟大明打不起。
小规模遭遇战无法歼灭明军、攻城战无法攻克明城，处处以接近一换一的战损，跟宣大边军在二道边墙内进行无意义、无休止的野地浪战，换命换得黄台吉心慌。
再这么换下去，明军的各路援军抵达，那后金不就被换没了吗？
崇祯也是这么想的，尽管这场战役的开局，明军打得不算很好，自始至终也没打出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就像黄台吉对战事不满一样，骁勇善战的后金军没能吃掉任何一支明军部队，骁勇善战的宣大边军也没能吃掉任何一支后金部队。
这是因为宣大防线兵力较少，等各路援军抵达，肯定要给后金军来一场大的。
但实际上，这场糊里糊涂的战役打到这个时间节点，双方都已经是拼尽全力的最好表现了。
明金双方的统治者都对进行到此时的战役非常不满，差别只在于，黄台吉对即将到来的危机感到焦虑，正在竭尽所能地为己方寻找撤退时机；而崇祯皇帝则对接下来的战争充满期待。
然后……援军没来。
傅宗龙那边负责组织蓟镇、密云、山海关、宁远抽调三万援军，军队根本凑不齐。
他自己手里就标兵三千，山海关先派来五千人，由副将王应晖率领，这人崇祯元年因为侵吞克扣军饷被扔到诏狱里了，刚被放出来没多久；宁远那边的吴襄说要凑六千人出兵，但手里就五千，朝中言官一骂街，他还要耍性子自己先走，又被傅宗龙好说歹说劝回来。
兵才凑了一半，出事了。
黄台吉深感兵马围着应州城不是个事，大几万的后金军入塞后专注攻战却一事无成，大同城里的宣大总督张宗衡也不怕他，满洲兵也是人，处处受挫哪儿还有什么士气可言？再这样耗下去，他就完了。
算来算去，此时不计一切代价攻陷一座城池，是符合利益的。
一来能补充军需，二来是振奋军心，三来也能震慑明军。
更重要的是，后金军前番四处围堡邀击，起到了作用，降人向导报告东边有个灵丘县，几年前那里有个叫一绺白的头目起事，在灵丘、广灵一带影响很大，他把西城墙拆了，后来一绺白虽然被官军镇压，但朝廷没钱拨款，西城墙到现在都没修好。
黄台吉先让人在营地里扎稻草人儿，假装大军依然屯于应州城外，然后给大同写信嘲讽宣大总督张宗衡不敢出来跟他野战，最后命阿巴泰、阿济格、杨古利领最嫡系也最精锐的两黄旗、两白旗趁夜举兵向东，奔赴灵丘。
而这一切，宣大总督张宗衡基本上都拿到了情报。
一方面，是黄台吉的军队里有些汉人，就是发了老婆也拴不住心，趁着后金军心不稳的时候，找到机会就往明军阵营跑，跑到大同的都活下来了，自然会把这些情报告诉张宗衡。
另一方面则是张宗衡尽管没有派遣大军出城，但小股塘兵接近应州的后金大营，直接探查情报也没断过。
但情报这个东西需要分析，最重要的是需要结合敌我情况来分析。
张宗衡是个很有材力与胆气的总督，这在大明是公认的，干过两任知府、一任按察副使、一任兵备道，在山西暴揍林丹汗、剿灭农民军，都干得很好。
他甚至早前在阳和就已经亲自领兵跟黄台吉打过一仗了。
但黄台吉统帅的军队，超过了张宗衡能辖制的军队——这在崇祯朝的大明是个很有意思的事。
一个领兵五十人的管队，跟后金五十个人干仗，大概率能干出个一比一；一个参将在同等兵力上，也能跟后金打个不落下风；在遭遇战时一个很菜的将领，都有可能把后金一支部队车翻。
但如果几个参将合兵，或几个总兵官合兵，只要后金的军队超过了明军最高统帅能辖制的军队数量，见仗就是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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