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用一句很出名的话，“宁安寨”那就是“历史遗留问题”。
从齐云生的话里冯宝得知，“流求”实际上并不是他记忆当中的“琉球群岛”，而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囊括整个东南外海大部分岛屿。前隋水师征讨不臣之地，却是后世的“台湾岛”。
隋军抓获近六千人带回，其中过半被枭首示众，余下的则安置在海边，由一名校尉率五百军卒看管，主要充当维护大隋水师船只以及物资转运中的苦力，而安置地，就是“宁安寨”。
由于大唐承隋制，所以对于“宁安寨”的使用，基本不变。
然而，大唐初建时，国力羸弱，加上“突厥”威胁太大，致使整个王朝的军事重心都在北方，以至于“水师”基本快要被遗忘了。
“大唐水师”的急剧萎缩和衰弱，带来一个直接后果，那就是依靠“水师”谋生的“宁安寨”，没了收入，再加上那里的人，大多是海外蛮夷，无法分得土地，所以生活极其艰难。
当时的“泉州刺史”为人宅心仁厚，不忍见那么多人生活凄苦，便主动撤离官军，并给了“宁安寨”十条船，让他们去海上讨生活。
“宁安寨”里，此刻人数不过千余，且近九成为老弱妇孺，能够出海者，不足百人。但是，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人的兄长，活着时曾经给隋军校尉当过马夫，并且在无意中得知——“安南”一带，粮食多。
于是，为了“活命”，寨子里能出海的人聚集起来，驾船南下，沿着大陆海岸线而行，历经千辛万苦抵达“安南”之地，并且成功带回粮食。
第一次出海，不仅带回粮食，更重要是摸清楚海上航线，有了这个基础，再去的时候，船只和人数都远胜过初次，采购回来的粮食数量庞大，除了寨子里正常消耗，还有结余。
如此，他们既解决了自身的生存问题，也发现了一条财路——贩运粮食。
“泉州”一带，历来粮食产量不高，库存粮食极少，所以每逢灾害，都会出现饿死人的现象，故而当听说“宁安寨”可以从遥远的“安南”能够弄到粮食，当时的刺史即作出了一个决定，让“宁安寨”专门负责运粮和存粮，毕竟寨子里原先就有隋军的粮库可以利用。
由于“海上运粮”的风险很大，加上采购本身也需要钱财，所以就把商船入港的收费权力给了“宁安寨”，以此收入冲抵整个运粮活动的开支。
应该说，在当时，这项做法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泉州府”时不时出现的粮食危机，算得上是一个“善政”。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此做法的弊端日渐显露，且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随着寨子有钱有粮，人口出现了增长，既有新生的，也有投奔的流民和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化外之民，人多了，当然能够扩充船队，运来更多粮食，本来是好事，但是很快，官府就发现，他们除了运粮，似乎还开始当起“海客”；其二，因为“海客”行商利润更大，所以慢慢的，运粮活动逐渐缩减，仅仅维持在一个相对固定的范围内，库存大体只能供应“泉州府”十天左右，即便官府提出要求，他们也以各种理由推诿；其三，有人、有钱、有粮之后，“宁安寨”自发形成了组织，而有了组织，他们开始渐渐有了抗拒官府的心思，特别是三年前，老寨主死后，新寨主更是以寨子里人多为借口减少提供粮食，结果导致遇到灾害时，官府没有足够粮食，不得不向他们“借粮”，“有借”当然“有还”，官府还不出粮食，只能提供其他物资，而他们用这些物资，贩卖到海外，获得了巨额收益。若只是挣钱，倒也罢了，关键是他们意识到，在“灾害”降临时，粮食问题是官府的命门，所以他们要价越来越高，胃口也越来越大了。
“如此刁民，官府何不直接收回一切权力？”冯宝听到此处，实在忍不住插了一句。
“难啊！”齐云生叹息一声，道：“师出无名，况本府官兵不足三千，且战力有限，而‘宁安寨’现如今壮丁过两千，加之那里本就是军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除非有水师自海上攻入，单从陆路，实不足取。”
“贵府怎不上报朝廷？”冯宝又问道。
“两次上书，均无下文。”齐云生摇首而道。
冯宝微叹一声，心知在“宁安寨”无实质动作的情况下，妄起刀兵，可不是当今天子的秉性。
不过，冯宝还是很疑惑，他分明听说官府有人被扣押，且以此为借口出兵，然听齐云生话里话外的意思，似乎又不是那么回事，难道说，另有隐情不成？
待冯宝问出心中疑惑，齐云生道：“数日前，暴风初起，形成灾难，加之本府近年收成欠佳，几无存粮，不得已，刺史只能派人去‘借粮’，谁知‘宁安寨’此次竟然提出索要军械，此乃大逆不道，岂可应允，然不知为何，所差之人被扣押，至此，想不动刀兵已无可能矣！”
冯宝这下算是彻底明白了，“宁安寨”此番触及到官府底线，且索要军械的做法，已有谋反或者“自立”的趋势，只是还有一点，他依然想不通，那就是扣押官差等同于直接和官府撕破脸，不管寨子里的人究竟想要干什么，如此做法，似乎毫无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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