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令和军政两位领导达成了共同的作战决心,他们先是商量了一下整体的思路,接着把部队的干部们召集在一起开了作战会议。
陈克是毛爷爷的拥护者,所以他并没有完全照抄毛爷爷的建军方式。在部队建设方面,陈克提出了模仿一部分德国参谋总部的建军思路。德国参谋总部在人事安排方面很有特点,至少陈克看到的各种资料中,德国参谋总部并不采取完全的军事指挥官与参谋分离的模式,低级军事指挥官经历过前线战斗锤炼,会进军校继续深造,然后回到部队参谋部工作。经历了参谋工作之后,再去前线从事指挥工作。工农革命军建军一年多来坚持了党指挥军的纲领,在部队建设方面实行的是军官与参谋的轮换制。
参谋重计划,军事指挥员重对战机的把握与战斗是的军事决心。虽然肯定有一部分人会画虎不成反类犬。把军事指挥员容易犯的轻视准备与参谋特有的缺乏果断决心的特点给集结起来,但是工农革命军的本质是党指挥军,这种人根本不可能靠什么“关系”在部队中得到提拔,也不可能长期在部队里头存在。而那种能身兼指挥官的决心与参谋重准备特点的军人,都是拥有战略眼光的军人。哪怕工农革命军里头只有5%的指挥员能达成这种境界,陈克做梦都能笑醒。
安庆的主要指挥员有40多人,全部参加过短期军校培训。曾经担当过军事指挥员与参谋的有14名。章瑜让他们组成了参谋科。对于章瑜的计划,参谋课的态度很一致。人民党的军校极为强调军事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这条标语就写在军校最醒目的墙上。
“除了从根据地来的情报之外,我们怎么收集来自湖北的情报。”参谋科首先提出的就是这个问题。在章瑜下定与湖北新军正面作战前,参谋科一直制定的是以放弃安庆后在外围采取游击战的军事计划。
“虽然我们人数不够多,但是我认为大家可以集思广益,自己分析战局。”章瑜答道。他以身作则,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在湖北新军大规模迫害被人民党俘虏的官兵之前,章瑜其实没有真的想与湖北新军正面作战。既然湖北新军自己倒行逆施,在合肥战役中被俘的几千官兵就不可能再成为湖北新军的战斗力。年初的湖北新军有一万六千人的部队。参与进攻根据地的七千部队被开除出湖北新军序列之后,湖北新军只剩了九千人。即将到来的战斗中,湖北新军能够派出来的部队不可能超过四千。而且这四千人一旦分为江北与江南两路的话,江北的人数极有可能只是两千多人。工农革命军现在在安庆的部队有一千两百多人,以这样的兵力对比,章瑜有信心歼灭敌人。
“章队长,这是对我们最有利的考虑。如果敌人稍微有所变化,或者湖北新军让那些俘虏打头阵的话,我们的计划就会进行不下去。如果一定要作战的话,需要更多的计划。”作战科长李元杰说道。
对于参谋们的这种秉性,章瑜也很清楚,他答道:“我已经下了在长江以北与敌人正面作战的决心。我现在需要参谋科提供这方面的军事计划。我们正面作战能够应付的敌人上限是多少。而且我们需要采取什么样的作战手段,在哪里迎战。这都需要同志们一起完成。”
与会的指挥员们互相看了看,大家这是第一次脱离了中央军委的指挥独立作战。以前每战必胜,那是因为在陈克主席的直接领导下,无论打多大的仗,大家都不担心。现在要大家自己做出决定和判断,哪怕是最有信心的同志也忍不住生出一种不安的感觉。
章瑜知道同志们的不安,他自己同样有着畏惧感,一旦脱离了中央的支持,只有1200的部队面对整个湖北新军,完全没有不安才是怪事。但是章瑜很快想起了陈克,陈克指挥的那么多战役,难道陈克就没有不安么?章瑜在军事会议中,是发表质疑最多的人。他知道陈克有时候也没有万全的准备,但是陈克有着不可动摇的军事决心。而事实证明,陈克的每一次指挥都获得了空前的胜利。所以章瑜强行压制住不安的心情,他大声说道:“所有的军事责任都会由我来承担,我现在下达命令,要求同志们开始制定在江北歼敌的计划。”
在指挥员们还不敢完全确定的时候,鲁正平说道:“我支持章队长的意见,我们在江北与湖北新军正面作战。”
既然军令与军政部门领导达成了一致,指挥员们也就不再反对了。讨论的话题进入具体执行方面。
章瑜与鲁正平很快就亲身感受到中央根据地与安庆的人才差距,如果只是执行中央军委给的方案“撤出安庆,在外围作战”,安庆的指挥员们还能胜任。但是制定与湖北新军在江北全面作战的计划,与会的指挥官有四十多人,中央军委不过二十人,安庆的同志比中央军委的同志多出一倍来,可制定计划的效率则是中央军委超出安庆的同志好几倍。
“我果然是比不了陈主席。”章瑜暗自想到,陈克一个人就能制定战略方面的总体设想。章瑜自己仅仅能提供一个目标,他自己都无法理顺战争思路。无法理顺的直接结果就是章瑜不由自主的就从“最佳情况”的角度去思考。他也想“全面考虑问题”,但是把握全面战局超出了章瑜的能力之外。军事会议开了一下午,晚上大家讨论到深夜,依旧拿不出一个完整的方案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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