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君,你注意到一件事没有。人民党的所有惩处,全部都是针对一类人。就是扰乱劳动秩序的人。不管你什么出身,什么地位,你扰乱了劳动秩序,损害了社会秩序,那就一定会被惩罚。我在人民党这里,真的学到一件事,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在根据地,统治阶级是广大劳动者。根据地的制度是为了保障劳动者这个统治阶级的利益的。而在日本,国家机构保障的是上层剥削者的利益。这就是两边本质的不同。”
“请梅川君赐教。”
人民党的党校和干校不是白开的,实施土改之后,基于社会生产资料的基本平等基础上,人民党终于可以开展全方位的政治讨论。“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劳动群众的定义,以及最后的社会产品分配。交易,包括行政成本,这些原本只有最高统治者之间口耳相传的知识全部向人民党与群众开放了。这在根据地里头引发了一场全面的大地震。国家营运这个简单而且复杂的体系终于展现在大家眼前的时候,没有人能轻易的适应。
不过这时候陈克主席提出了令所有人信服的解释,“一切社会和组织的营运,都是围绕着生活这个核心展开的。我们每天都要吃要穿要用,所以每个人必须劳动,每个人必须参与到社会大生产中间来。谁都避不开的。”
既不讲人间天国,也不讲终极理想。陈克只讲劳动和劳动成果的分配。每个群众都能认识到这个简单的关系。就连不参与实际生产的国家政权的“行政成本”这最容易引发矛盾的部分,大家心里头高兴不高兴,却也都能接受。
“我们农业部门,讲的就是你出多少力,才能种出多少粮食。不愿意深究的,可以比葫芦画瓢。愿意深究原因的,则可以去专门学习。农业部门提供的有培训。我们农业部门什么时候都觉得有干不完的工作。农民粮食打得多了,交那三成农业税也比较痛快。”
“人民怎么接受的行政成本?”北一辉对根据地怎么宣传的特别有兴趣。
“算出力啊。收税,运输,还有各个环节的劳动量。特别是行政部门也是和百姓一样的人,他们也得休息。这么一计算,群众觉得吃公家饭挺不错的,很多技术他们也不会,那个辛苦他们承担不了。而且出了错就要惩罚。大家也怕。中国的百姓真的和日本大不相同。既然做不到,中国百姓也就坦然接受自己干不了。”
“陈主席认为,绝对平均主义和公平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这道理中国百姓居然都能理解。那些嘴里说什么不公平的群众,到了能学习农业知识的时候,没有一个不去听的。我们强调的是劳动,劳动,劳动。例如土地平整,水浇地必须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你要是做不到肯定不行么。必须坚持这种科学的态度,这没什么人情可讲。讲了人情也没用,水总不可能倒流。没有倾斜角度的话,一下雨田就要被淹。这不是我们故意刁难群众。”
“不讲革命么?”北一辉极为不解。
“土地革命第一阶段的土改现在已经完成。发展生产力,推广科学就是现阶段的革命。”梅川上义回答的铿锵有力。他很喜欢这种没有风险的革命,一辈子这样革命下去梅川上义都没有意见。人民党定法令,建制度,明纪律,把革命引入建设轨道之后,梅川上义变成了最坚定的“革命者”。
这种劳动者的生产革命与北一辉需求的革命相差甚多,虽然充满了对人民党的赞叹,不过北一辉关心的是如何推翻现在的日本政府,“那么咱们日本同志里头负责军事行动的是谁?”
“是黑岛仁同志。可是他现在在江西。”梅川上义遗憾的答道。
“陈克主席对日本革命有什么看法?”
“现阶段是根据地建设,真正排上日程,只怕得是解放全中国之后了。既然我们要融入革命队伍,也不好说起这种事情。”梅川上义答道。
北一辉微微点头,这倒是个问题,日本同志如果整天吆喝着日本革命,明显是没办法在人民党里面混下去的,他又问了另一个问题,“人民党对其他政党怎么看的?”
“这是组织上的事情,我只管农业,不管别的。”梅川上义回答的很干脆。党校干校里头组织纪律讲过那么多次,而且梅川上义也真的不知道人民党对其他政党到底什么态度。
如果是宋教仁的话,他就不会这么问。人民党的态度已经完全摆明在那里,那就是拒绝合作。人民党明显不爱用什么话术,上次宋教仁作为孙中山的信使,陈克已经明明白白的告知绝不进行政治层面合作的立场。
既然如此,华兴会的人就对到底向人民党索要多少武器和物资感到为难。华兴会对人民党有多大价值,就意味着人民党会给予多大程度的支持。当年光复会的陶成章明确宣布离开同盟会,原因也就是陶成章向孙中山要发动起义的资金,结果被孙中山拒绝了。现在人民党更绝,连名义上合作的机会都不给。至少当年同盟会可是极力拉光复会入伙的。
“五千条快枪,十万两银子,还有二十万石粮食。差不多够咱们打垮满清在湖南的走狗了。”有同志把一份简单的单子递给了宋教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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