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红当然是好事。
虽然此时无论是出现在舞台现场、广播、或是银幕上的那些知名红人，人民群众都只一律会冠以“演员”这个最本质的称呼。
但必须得说，这个时期，谁只要因一首歌或一部电影冒头儿走红，他们从人民群众中所获得的东西，却是哪个时代都不曾有过的。
别说旧社会日进斗金的“梨园名家”们远远比不了，就是今天所谓的“国际巨星”、“知名大腕”那也差得远了。
那真是一种发乎至诚，无关金钱的尊重、厚爱、热情和推崇。
对这一点，杨卫帆很快就有了切身的体会。
洪衍武给他的几首歌曲让他获奖成名之后，他的生活确实改变了许多。
首先待遇一下被提到了正团级，行政工资拿到七十八块，现在还有权力叫团里的吉普车接送。
这可都是他自己挣来的，并不是过去靠家里人的惠泽。他相信哪怕他仍待在“总政歌舞团”，他也很快会凭自己的本事拥有这样的待遇。所以他享受得心安理得。
另外，就是似乎在突然之间，满街都在放他的歌了。
只要有收音机的地方，总是能听到他演唱的《咱当兵的人》、《小白杨》和苏晓明演唱的《军港之夜》。
特别是最后两首歌，因为曲调更委婉，比第一首还要受青睐。广播电台收到点播这两首歌曲的听众来信，据说数量有好几个麻袋。
以致于播放歌曲的广播电台每次都要补充一句，“因为喜欢这首歌曲的听众众多，在此就不一一念点播者的名字了。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理解。”
这种轰动的社会效应直接导致他成了团里的焦点人物。别说排练的时候总是引来一大批的人来观看。哪怕他在团里的内部食堂吃饭，去内部澡堂洗澡都受到人们的瞩目。
经常会有文艺女兵脸红着偷眼观察他，或是三三两两地跟着。胆大的或许还会来搭话要一张签名。他便会带着和气的微笑满足她们，然后看着她们带着满足感羞涩地逃离。
最让他感到有意思的是，一个脸儿熟的食堂大师傅在给他打菜的时候居然也很客气地问他，能不能给自己家里人签个名？
他马上欣然满足了对方的要求，还跟人家开玩笑，说“您要我签名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这么客气干什么？我是您下级，天天都得来您这儿报道呢。”
结果他又跟大师傅混成了朋友。不但那天他要的白菜炖肉里，几乎多半饭盒子全是肉。此后他再来食堂，也经常能吃到厨房的“内部伙食”。比团领导的待遇都实惠多了。
当然了，如果和在团里如鱼得水比起来，外界的反应自然更为热烈。
在名声远扬之后，就不断有各路记者来团里采访他和苏晓明，给他们拍照、录音、做专访。
这就促使“海防歌舞团”的传达室每天收到的观众来信越来越多，有时候他和苏晓明仅一天，就各自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多封观众来信。
而当他和苏晓明再下部队演出，往往都是部队最高领导亲自接待，不但倾其所有，也必然会恳求他们合影留念。
就连外面的学校、单位和团体也会经常找上门来，想邀请他和苏晓明参加座谈会和招待会。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他自己还觉得这些事儿挺有趣的。
自己的歌曲能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可，处处受到旁人的笑脸相迎，要说他心里毫不在意，根本不曾窃喜，那是不可能的，也是虚伪的。
比如说记者登门采访，就必然引起其他演员羡慕的目光。他出门买个东西，都能听到别人谈论他的歌曲。这些事儿难免会让他产生一种虚荣的快感。
而且他也特别喜欢阅读听众们的来信。因为这些人们的评价都是发乎真诚的，会十分真实的谈及他们的感受。
有的人说《咱当兵的人》唱出了战士的心声，还有的人说《小白杨》和《军港之夜》让他们憧憬军旅生活，觉得参军入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儿。
他便会被这些反馈意见所鼓舞、激励，觉得自己做了件有意义的事儿而泛起幸福感。
可后来没多久，他发现这些事儿就不是这么有趣了。他受到的关注和喜爱一旦超过一定的限度，就变成了一种让人倍感压力，苦乐参半的滋味儿。
比如说，记者的采访不但占用了太多的时间，也总是千篇一律。他们总会问那些冠冕堂皇的问题，他也必须按照团里规定好的答案，这让他越来越感到无趣，烦不胜烦。
另外，回复听众的来信也太过繁重和占用时间了。
他生性不愿任何人失望，生性不具备高傲。何况又被许多来信末尾的“盼”字所感动，他便会努力地给这些听众写回信。
可渐渐地，他发现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使他一天的时间全花在回信上，他也写不完。
没有办法，他也就只能像他人那样，直接交给团里代为处理了。但心里，他总觉得对这些听众相当抱歉。
至于下基层部队演出，那是一种两极的感受。他喜欢战士们的真诚和质朴，但有的部队领导却很让人作呕。对某些人来说，他们这些文工团的人已经成了借机吃酒席的道具。
对待这样的情况，杨卫帆真是打心里厌恶。他自己也是带过兵的人，知道士兵们的帐篷、衣服、鞋和伙食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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