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食店？那种地方还能喝酒吗？
当然能。
同样作为大众平民的公共消费场所。如今的人大多熟悉从西方社会传入的酒吧。恐怕却不了解咱们过去曾经盛行的本土酒馆。
实事求是的说，如果刨除崇洋媚外、找刺激泡妞和小资情调的因素。单纯仅从喝酒和聊天的角度来说，咱们的酒馆恐怕比西式酒吧更实惠，更有意思，也更人性化。
京城酒馆的演变当然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此地的酿酒饮酒历史可追溯到秦代。黄酒技艺是在金代趋于完善，也是从那时酒业对民间放开了专卖权。
到了元代，君王最为嗜酒，不但雕成可贮酒三十余石的“渎山大玉海”置于“广寒殿”内，还始创出了高度的蒸馏酒。这种酒当时被称为“汗酒”，既出汗的意思，民间俗称“烧刀子”。
而明、清两代京城酒业更加繁荣，一向有“酒品之乡，京师为最”的荣誉。宫廷和民间都有不少独门配方的名酒。像允泰自酿的“满殿香”就是大内御酒。
再之后到了民国期间，百业凋零，却依旧盛行饮酒之风。其时北平的酒店分为官酒店、黄酒店、京酒店三种。
官酒店经营批发业务。
由于这里的白酒均已纳税，质量上有保证。其中尤以“南路烧酒”之称的海子角“裕兴烧锅”（今大兴制酒厂）所酿烧酒名大利高。但民国后期，因粮食短缺，官酒店纷纷倒闭。
黄酒店专售黄酒。
京师黄酒有五种。南黄酒（绍兴黄酒）、内黄酒（清宫内府酿造法）、京黄酒（本地黄酒）、仿黄酒（仿绍兴酒）、西黄酒（山西黄酒）。其经营方式如绍兴“咸亨酒店”一般无二。
清末民初，京城甚至曾一度为黄酒天下。连“茅台”和“汾酒”都被“百年花雕”、“远年女贞”挤下正式宴席。
但国都南迁后，黄酒店失去主要顾客群，业务清淡，日非一日，于日军侵占北平后，全部倒闭。
至于京酒店就是以售白酒为主，兼售黄酒、露酒的酒店了。
这种酒店业务灵活，经营内容多样可控，生命力最顽强。根据规模和方式的不同，分为酒馆、小酒店（酒铺）、酒摊儿（酒座）、大酒缸、药酒店等形式。其中尤以“大酒缸”最具代表性，最知名，也最为兴盛。
这种店价格实惠，往往以酒缸铺木板为桌，独有情趣。而且酒水种类多，时令酒菜多，供应主食，冬季还贩卖爆羊肉、炖黄花鱼。可谓集吃喝和娱乐于一体的平民乐园。
主顾都是常年的回头客，且不乏社会上流阶层。小酒儿一热，就是不吃饭也能聊，掌灯时分可比西式酒吧热闹多了。
但建国之后，由于物资供应始终紧张。且天天泡酒馆儿成了不良生活习气和思想落后的表现，越来越多的人对此不齿。京酒店生意自然日益萧条。于是由店主起，便主动开始了由大改小、变繁为俭的过程。
这一时期，除一些酒馆升级成知名饭庄以外，经营种类最全的“大酒缸”纷纷改为只卖不多酒菜的“小酒馆”，或是转为了烟酒杂货店，唯有靠打散工的体力劳动者的勉强维持着。
五六十年代虽曾一度有过缓和，但随着“公私合营”和“三年自然灾害”、“运动”的先后到来又变得日渐零落。而至今为止，这种小酒馆的生命力已经接近尾声。洪家附近仅南横街还尚存一家。
说白了吧，其实“酒馆”最主要的消亡原因还是在艰苦朴素的年代里，副食店就完全可以覆盖他们的全部业务了。
像店面较大的副食店内为了便民往往会在店内置上几张桌子，再开设一些管理得当的专卖酒类和酒菜，也就再无需什么了。
所以说，在这个时期，副食店就是“随意便酌”的小酒馆。
光顾的酒客很少有偶然路过的生人，多是附近的住户或在附近上班的人，年纪也多在四五十岁以上，很少有像洪衍武这样的年轻人。
而售货员与酒客之间，或酒客与酒客之间也大半相熟，于是乎酒馆中常常充满了一种轻松和睦的气氛。
要说和旧日酒馆最大不同之处，就是营业时间不拉晚儿，再无昔日天黑之后，酒馆里人声鼎沸的情景。
且说1980年2月14日这天上午十点左右，洪衍武和宋国甫一起回到自新路，分头跺跺脚下的雪，掀开了厚重的门帘子就钻进了副食店。
当时副食店里人很少。仅靠窗的桌子上坐着个人影在独自喝酒。就连顾客也没几个。
这是因为大家过节该买的东西早都买好了，否则这会儿不定什么就没了。而临近节前，各家各户又都忙于琐事，平时常来的酒客自然也不光顾了。
这可正合了洪衍武和宋国甫的心意，俩人进屋就直奔了柜台。因为都是第一次来这儿喝酒，出于新鲜感，俩人隔着玻璃一边寻思要哪个酒菜，一边跟售货员打听散酒是怎么个打法儿。
可哪里能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一只手竟突如其来地拍了拍洪衍武的后脊梁，吓了他一跳。同时还响起一声吆喝。“哎哟！怎么在这儿碰上你了？”
结果一回头，洪衍武愣了半晌才认出是张宝成。好嘛，敢情刚才坐那儿喝酒的主儿就是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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