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元年春，天下诸侯在全线暴动之余其实都还是残存着最后一丝理性的。
春耕期间的外交、筹划其实恰恰说明他们都把真正出动部队的大规模军事动作放在了春耕之后……袁绍、袁术如此，公孙珣、公孙瓒如此，刘表、刘备也是如此。
尤其是刘玄德，其人手上兵马乃是三千丹阳募兵，又有陶谦隐隐在后面提供钱粮，明明是有机会抢攻九江的，却还是停在淮河畔并主动上疏长安，这不仅是一种政治表态，更是考量到了春耕在即，不愿意用脱产士兵去破坏九江最基本的农业生产。
平心而论，这种人，哪怕是即将与之敌对的九江人，又怎么会不喜欢呢？更不用说立场本就偏颇的张昭张子布了。其人眼见着刘备在淮河畔不能轻动，便放弃了往江东避难的打算，反而主动留在符离替刘备打理起了后方。
而张昭此人，乃是徐州一等一的名士，其人既投了刘备，便引得徐州、豫州、扬州等地士子纷纷正视起了那位只有区区六县的刘豫州。
然而，士人们总是习惯性的犹豫与谨慎，这和武人雷厉风行的作风形成了鲜明对比。
早在春耕未结束的时候，信使便往来不绝，卫将军公孙珣在长安一家独大，其人立场分明，姿态果决，干脆利索的否决了某些朝臣的‘调解’建议，直接以小皇帝的名义从尚书台发出旨意传令天下——袁绍、袁术名为汉臣，实为汉贼，凡汉室子民人人共讨之，有得二人首级者，无论死活，皆封万户侯！
话说，中枢通缉二袁不是第一次了，董卓也通缉过，而且如今二袁加一起直接统治的地域和人口足足有天下三分之一，眯着眼睛吹牛把扬州那种地方划拉进来说是半分天下也不是不行的，所以没人指望这封御令能够真的如何如何。
但是话说回来，卫将军公孙珣又不是董卓那种靠兵变上位的人，也没什么格外残暴以至于动摇天下人心的举止，恰恰相反，他是讨董功臣，是天下人尽皆知的辅政将军，所以他是能够将汉室残余的影响力调度起来的……而这个天下，虽然事实上群雄割据，但所有人理论上依旧是汉室臣子，要用汉室的名号来做事情；而且这个天下还残存着大量深受儒家影响的忠臣士子；与此同时，很多基层的吏民、百姓对于大局并不太懂，却是知道圣旨二字含义的。
因此，诏书一出，不要说袁术了，就连袁绍那里分明已经亲自委任了地方长吏，并模仿公孙珣设计了车骑将军幕府，却还是有不少不愿意担上汉贼二字的人，纷纷下野。
不反对，但也不参与。
不过，抛开这些中下层影响不说，对于明白人而言，却是公孙氏与袁氏、北地联军与关东联军，终于在讨董之后彻底撕开面皮，公开决裂了！
实际上，随着诏书下达，二袁也开始公开发布榜文，指责公孙珣、公孙瓒为逆贼，公孙氏图谋不轨，欲取汉室而代之，并号召天下人共讨公孙氏。
这当然也是胡扯，而且那些中立的实力派人士，诸如陶谦、刘焉等人，怎么可能会因为一封书信就如何如何？他们这种人，真要是讲究一些，当初讨董的时候怎么不出兵？
董卓的祸害程度和强暴无度是公孙珣能比的吗？董卓的威胁不比公孙珣大？昔日不讨董，今日却讨公孙？
凭什么，这不胡扯吗？！
实际上，便是刘表也只是因为他的地盘紧挨着南阳，算是跟袁术没法调解，所以不得不被动参与进来而已。
但无论如何了，被动也好主动也罢，就在建安元年的春日，随着公孙珣和二袁的公开决裂，如果再抛开太远的交州和无奈选择做了闷声葫芦的陶谦、刘焉，那么天下间两大阵营对决的姿态其实已经非常明显了：
一边是二袁和孙坚、曹操、韩馥等他们的附庸诸侯；一边是公孙珣和刘表、公孙瓒，外加刘备、刘宠、马腾、韩遂之流……当然，马腾韩遂是不能指望的，就好像袁绍也从没指望过韩馥一样。
于是乎，等到春耕刚一结束，自河北到中原再到荆襄，前一刻还在地里辛苦的农民下一刻就立即被从田间征召出来，成为了壮丁、辅兵，甚至是一线作战部队；而更早的时候，这些农民去年秋收获取的些许粮食，仅仅在官府府库中待了不到数月便被重新取出，充做军粮；接着，大汉帝国遗留在各地的武库再度被打开，最后一批库存的武器军械被分发了下去；而各地州郡的财货也被集中起来，继而或是收买拉拢，或是分发给士卒、将领充当赏赐，以激励士气。
一时间，在绵延数千里却又犬牙交错的各地战线之上，战火立即取代了之前的烽烟。
而这其中，孙坚所部，可能是这一年最快开始行动的，而且是战果最丰富的——原因很简单，二月底，他甫一出兵便斩杀了陈王刘宠，收降了几乎整个陈国的军事力量，并攻取了整个陈国的广大疆域，而自身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一战的经历简单到极点，倒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
首先，陈王刘宠虽然是汉末唯一一个起野心且真正起势的诸侯王，而且本人是个公认的神射手，但毕竟军事经验缺乏，生平没有一次真正的战斗经历……要知道，当日刘宠在诸侯讨董时也曾一度想引兵北上西进，却最终只在陈国周边打了个转，然后没打一仗就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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