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孝起等人所坚持的要求是周士相所不能答应的，为绍武翻案不仅仅是他这个名义女婿应该做的事，更涉及他在唐王政权中的政治地位和号召影响力，亦是将唐王政权和永历朝廷切断的一个重要手段。如果不能将唐王政权和永历朝廷切割，将来必有大患。文村夜话时，周士相是答应了唐王的几个要求，但这不代表他会去执行，或者说他会有选择的执行，而不是全盘接受。之所以答应，是为大局；将来违背诺言也是为大局。周士相是绝不会将自己辛苦打下来的江山交还给那个懦弱无能，只知逃跑保命的永历皇帝的，更不会交给一个是死是活都不知的“朱三太子”的。
曾几何时，周士相以为新成立的朝廷会在唐王监国以后随着自己的心意前进，一切矛盾在满清这个大敌之前都会被压制、被掩盖，那些饱读诗书，满腹经文的官员们会以大局为重，会以国家恢复、民族自救为己任，然而，这一切现在看来都是他的一厢情愿而矣。
仅仅几场胜仗，仅仅两广这么一块地盘，仅仅是暂时没有兵临城下的危机，大明的官员们就露出本性，开始党同伐异，开始争权夺利，而这些在他们口中都成了冠冕堂皇的公理正义！将脑袋系在裤腰带上去与鞑子拼死战斗的太平军将士在他们眼中是粗鄙的武夫，甚至于监国殿下校阅三军都成了疏远士大夫，成了有违祖制的混帐事。
连城壁、张孝起等人原本做的就是永历的官，他们害怕唐王和永历切割，会让他们成为贰臣，名节有失，玷污他们心中的大道，这，周士相能够理解，所以他不与他们计较。然而，参与今日之事的除了那些一心唯永历是忠的官员，竟还有不少他一手提拔上来的官员，甚至有很多还是降官，这就让周士相难以理解了。都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些人在投降满清，甘为异族走狗，为虎作伥时，便往往以此来解释自己背弃家国、背弃祖宗的举动，可实质却是他们怕死。在死亡面前，什么圣人教诲、什么家国天下都是虚妄的，唯有活着最现实。
如今，刀把子在周士相手中，十数万太平军是两广政权坚定的基石，是这些官员们安身立命的基础，可他们这会却偏偏不识时务者为俊杰，不无条件的配合周士相，帮助周士相稳定政局，反而抱团和周士相斗，这反差就让人无法理解了。
周士相的困惑便是这个时代的最真实写照，反抗异族的士子官员不是没有，有，且很多，但更多的官员在为明臣时，不论他们做多大的官，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自身利益，其次才会想到这个江山；而当他们为清臣时，他们却只考虑大清的江山，而不去考虑自身的利益。他们只知拼命维护大清的统治，拼命镇压汉人的反抗，以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除此之外，他们再不考虑其它。甚至于不少投降清朝的官员在明军打来时，坚守不退，战死、吊死、投河死....一幕幕大清忠臣上演的悲壮场面彼彼皆是。
在清廷，明朝的降官们没有人敢结党，从前他们最爱干的就是冒死直谏，以得廷杖为荣，而当他们成了大清的官后，他们最爱干的就是闭嘴，就是“圣上英明！”
这，很写实，也很荒诞。
周士相想不到其它的原因，他只能归咎于一点，那就是或许满州人的刀锋利些。
大清能让苍蝇们闭嘴，乖乖的做走狗，积极的配合满州人坐稳江山，周士相觉得自己也能这样干，虽然这样做的后果并不明智，更可能因此激怒唐王殿下，但周士相真的不能再妥协了，因为他没有时间了。
他在犹豫，是直接武力镇压，以鲜血肃清朝堂还是将人先抓起来，交由唐王殿下处置。
闹事的人中有不少旧地主士绅，这些都是周士相推行“建村设乡”，皇权下乡运动的“受害者”，其中很多如果严格区分的话，便是汉奸，因为他们在清军占领期间可是积极配合了清军，出工出粮还是次要，不少人还曾替清军通风报信过。出于迅速稳定地方考虑，除香山寥寥几县，太平军进行了大规模镇反，其余地方采取的手段相对要温和一些，毕竟广东受兵灾十多年，现下残存人口不到三百万，能称之丁口的只有百十来万。若是针对这些地主士绅和宗族势力再来一次严酷的镇压，人口势必仍会下降。
不想，当时的心软却让这些旧地主士绅成了今日闹剧的一员，而那些因为不肯进新学的举人老爷和秀才相公们也因为太平军对他们的“慢待”悲愤。这年头，能读书的都是家境要好的人家，而这些人家十有七八都是地主士绅家出来的。家中有读书人，有秀才，有举人，有进士老爷，才能称为士绅，否则就是一乡下老财，衙门一个小吏都能欺压你一番。故而所有人都想成为士绅一员，因为在明朝，士绅的权力极大，也是统治的基础，朝中的官员是士绅的代言，而士绅则是官员们最坚定的后盾，两者彼此勾结与皇权相对抗。
皇权下乡，县乡村的新政权构架无疑就是刨这些士绅、官员的祖坟，是断他们的根基，所以求告无门的士绅和学子们才会毫不迟疑的响应张孝起等人伸讨公理的举动，因为这件事如果成功了，很可能就会橇动太平军在广东推行的新政权构架，只要有一块砖脱落，这个体制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彻底推翻，哪怕名义上仍在，可那乡村的统治权只怕仍就被这些旧地主士绅所掌握，到时，一切又如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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