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辽东，可以凭借自己的权威强行推进，但如何让将领和士兵心甘情愿而去，而非消极对待，这也是周士相要解决的棘手事。因为这件事直接关系到军心士气。
周士相相信，他若现在宣布马上北伐去打北.京城，太平军上下肯定士气高昂，人人磨拳擦掌，求战心切，压根不用他做什么战前动员，就一个个屁颠屁颠的要去立不世大功了。甚至那李瞎子都不用什么高官厚禄，金银财宝的利诱，单为那骑一骑鞑子他娘的征服满足感，就能做到“谁敢横刀跃马，唯我李凤鸣”。可要是宣布北上辽东，下面肯定怨声载道，军心和士气都不会高，因为这件事和大家想象的太不同了。
没有足够的利益作为动力，单纯指望自己的部下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都是唯他周大帅马首是瞻，都是如他周大帅这般洞察未来先机，都是命令一下就赴汤蹈火，万死不辞，雄赳赳、气昂昂，那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没有士气，这仗怎么打？
难道要每仗都要周士相亲自督阵，次次亲临前线不成？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能激发下面人的动力，周士相还不敢拍胸脯说北上就一定能成事。
所以他必须调动下面，让所有人都知道北上辽东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而是一件大有所为的好事。
这世间，什么样的事叫好事，当然是有好处的事才叫好事了。
好处这东西，嘴上说的，空口白牙都是假的，见得着的才叫好处。
老话说钱帛动人心，有钱能使鬼推磨，甚至让磨来推鬼，这老话就是放在一千年后，都是至理名言。
太平军不是人民军队，太平军的将领们也不是有着民族解放觉悟的革命者，本质上不管是最先举义的，还是近期收编的，都是地地道道的逐利者，是这个时代最典型的军人。封建忠义之外，有奶就是娘恐怕是大部分将领的最鲜明写照。
很自然的，周士相将提高军心士气的解决手段老套的用在了利益二字之上。
他准备在辽东封土，即所有北上的将领和士卒将来都能在辽东有他们自己的土地，如果他们的本事够大，也可以拥有自己的奴仆。大到镇将，小到辅兵，甚至是随军的民夫，只要你出了力，都可以获得利益。当然，奴仆肯定不是关内汉人，可以是被俘虏的满州和关外的生女真，也可以是其他人，如朝鲜人、蒙古人等。如果你够厉害，能够把沙俄的哥萨克掳来，照样可以收他们为奴仆。
这个封土可不单单是如在广东等地推行的授田，而是真正的“封土”——对一片土地上的人和物拥有绝有的主宰权。
换言之，周士相想在辽东实行欧州人的领主制，大大小小的领主就是此次北上随军的将领和士兵们。只要你们卖了命，立了功，那你们就能成为领主，成为有大明朝廷授予爵位的领主，对你治下的土地和奴仆有完全的权利。
并且，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周士相对辽东和关外也是决定大胆放权的，由这些成为领主的军功阶层为大明保障关外，并且在利益的驱动下不断往外扩张，从而一方面能减轻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也能将关外牢牢掌控在大明手中。
这个设想，周士相很早就有过，当时他的考虑是辽东和关外将来总要重新纳入大明版图，可是那些地方已经没有汉人的存在，而关内的两京十八省又因为几十年战灾和满清的种族屠杀导致人口锐减，恢复自身都难，况大量移民充实关外。
一个地方再大，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口，那也仅仅是名义上的版图而矣。想要让这片土地彻底和内地结合，就必须有人。
当地汉人没有，关内移民也不现实，周士相能够想到的，也能够实施的就是将自己变得日益庞大的军队转换成关外的捍卫者和占有者。
从前明朝在关外实行卫所制，奴尔干都司很大，并且极盛时期，仅辽东就有三百多万汉人。单从人口而论，是远远压倒了关外那些包括满州人在那的生女真。但是这个卫所军户制却没能给普通士兵和百姓带来足够的利益，也没有办法将三百多万汉人转换成一支武装力量，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卫所逐步糜烂，失去了早期的军事功能，结果才有了后面的辽事。
某些方面，周士相准备在关外推行的“封土”制和“卫所”制有一些相似，但关键是，周士相给了所有人权利，而不仅仅是将领和官员。
试想，如果一个普通的水手在关外因为立下功劳，抓获了十几个奴仆，被授予一块可能有一乡之大土地上的产出权，为了保住这份家业，为了壮大这份家业，他肯定会誓死捍卫。想要家业更大，就得不断去立功；想要立功，手下的奴仆就得越多，这样他才能带着他们去掳掠新的奴仆。
这一点和八旗制度几乎如出一撤，和广东方面武装海商出海也很相似。
关外，在内地百姓看来乃是苦寒之地，但周士相知道，关外是宝地，有着很多资源，也是一个大粮仓。近年来，气侯已经有了小小变化。崇祯年间，厦门一些海面都会结薄冰，但现在却已然不再结冰。老人们说，这温度在不断提高，用不了多久，北内关外的气侯就会回到万历以前。那时，苦寒之地的关外，将是一块宝地，真正的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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