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来讲，这个年代的国人，非但瞧不起厕所这玩意，连带着也瞧不起从事相关行业和工作的人。
什么掏粪工，扫厕所的，开粪车的，一概如是。
其实说起来，不外乎是因为我们当时的厕所的条件实在是差劲，只能用“臭名远扬”来形容。
究竟能差劲到一种什么地步呢？
能差到都不配被叫做厕所，只能以“茅房”称之。
这话一点也没有夸张的成分。
这年代的公厕，建筑标准多是“一个坑、两块砖、三尺土墙围四边”。
不但没有门，而且矮得如同猪圈，厕所顶部为防雨只加覆两层石膏瓦楞板，通风就是靠厕所上部，砖头错落磊搭留出的通气孔。
而京城百姓这时形容上公厕的感受，那是“一闻，二跳，三叫，四哭，五笑”。
大致的意思是，在胡同里找厕所根本不用看标志，“闻”着味儿就能找着。
进入厕所则污水横溢，屎尿横流在地上，一不小心摔一跤，一天浑身臭骚味。
所以只能“跳”着前进。
另外在夏日，厕所坑中的场面将会让人惊心大“叫”。
还有厕所里弥漫着的尿液氨气能呛得人眼泪直流如同“哭”状。
再加上便坑之间毫无遮挡，入厕的人们只能大眼瞪小眼，相对苦“笑”了。
公厕的问题甚至影响到了共和国的对外形象，因为即便是公共场所，旅游景点的公厕也比胡同的公厕强不了多少。
在很长的时间里，共和国境内的厕所，都是境外游客到内地抱怨最多的问题。
有一些海外游客甚至因为被旅游景点的公厕给吓着了，宁可中止游览，也得返回宾馆入厕。
真有紧急情况，不得不被迫“入乡随俗”，那简直能形成心理阴影。
许多外国人会因为内地的厕所没有隔板，只能用手抱头面向墙壁，来个“鸵鸟政策”。
为此，有些外国出版的旅游小册子，就会郑重提醒前往共和国的游客——“旅游出发前务必要在宾馆提前入厕，旅游途中不要喝过多饮料，以免使用公共厕所，那里是华夏最肮脏的地方。”
所以完全可以说，公厕问题的确是这个年代，难以示人的一块臭疮疤。
可要知道，还别看厕所这么脏臭，想上还不好找呢，因为数量也不足。
据资料记载，八十年代中期之前，全京城只有五千五百座公厕。
即便是京城最繁华的地段，公厕不过二十多座。
居民区往往一片胡同才有一两个公厕，日常捏着鼻子排队上厕所那是常态。
像西单南侧的公厕前，排队的人少时几十人，多则二三百，天天如是。
不知情况的人还以为这是在抢购什么紧俏物资呢。
由此，也就有一个属于年代性的特殊现象。
去饭馆喝酒吃饭的老爷们，都爱去自己掌握地形的。
知道厕所去哪儿上，才便于走肾不是。
同样的，也有了那个人尽皆知的顺口溜儿——“老塔儿进城，身穿条绒，头戴草帽，腰系麻绳，喝瓶汽水儿，不会退瓶儿，找不着厕所，是旮旯也行……”
说实话，这表面上说的是乡下人进城后的入厕尴尬。
可实际情况上，由于男人的脸皮厚，还多少有点权宜的法子可想。
真正找不着厕所，最不堪其苦的人，其实是女性，与城乡之别的关系还不大。
现实里确实有国内的女同志因为出差，在大城市繁华地段找不到厕所，小便失禁尿了裤子的。
也有外国娘们因为内急，强忍过度，结果在归途中晕厥昏迷的。
所以说宁卫民建厕所这事儿，其实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住在广厦间，用着抽水马桶，不用为入厕问题发愁群体。
当然会鄙夷，会嫌弃，会心生憎恶感。
可对于每天都得上胡同里茅房的附近居民，或是走到此处急需解决内急问题的路人来说，那就是功德无量，胜造七级浮屠的事儿了。
别处不说，就说宁卫民家门口的扇儿胡同的要升级改造的厕所。
自打边大妈贴出街道告示的那天起，这就成了扇儿胡同各院各户，家家热议的话题。
无人不津津乐道，说街道办了件好事。
盼着这厕所早点修成，早点惠及大家的生活。
哪怕是明知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会不方便，得去远处另寻他处入厕，可人们一样是心甘情愿，安心等待。
不为别的，因为现有的厕所实在太破了，早就到了不能不修的地步。
比方说，连个灯泡都没有，天一黑得打着手电筒才能上，就跟趟地雷阵似的。
尤其附近的居民又多，抽粪车如果五天不来，这里就能淤了，老鼠都能从粪坑里爬出来。
说句不好听的，这个厕所脏臭得能让人做噩梦。
其实大家都不图修成多么干净的地方，只要地面是平的，屋顶不漏雨，有个小亮光照明，别满处跑耗子，也就知足了。
这年头老百姓的眼界和见识，还真没法把厕所和“干净”二字联想在一起。
结果谁都没想到，所谓的“升级改造”压根就不是在旧基础上修缮，而是城建公司的大铲车直接开过来，扒倒了重盖。
就冲这一划拉，“呼啦啦”碎砖烂瓦的阵仗，扇儿胡同的居民就不能不受震动。
看在眼里谁都明白，这次街道真下本儿啦！
再接下来的几天，等运走了这些废砖，吸引居民们注意力的，就是厕所这块儿地基上，打线划出来的奇怪布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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