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兴起的时候。从30年代开始流行的凯恩斯经济学在二战之前帮助了西方国家走出29-33大危机的阴霾，在战后也一度成为西方国家最重要的执政理论指导，造就了50年代至60年代的经济辉煌。进入70年代之后，凯恩斯经济学所主张的大量政府干预逐渐造成了一些恶果，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严重的滞胀，迫使经济学家开始反思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对于正常经济秩序的破坏，新自由主义理论也就应运而生了。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简单地说就是认为政府不应当干预经济，要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落实到具体政策上，则包括了私有化、鼓励自由贸易、取消赤字财政等等。在这方面，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算是一面旗帜，她大刀阔斧地削减社会福利，把大批国有企业出售给私人，充分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要求。
撒切尔夫人的改革在初期也的确带来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冯啸辰知道，几年后这种改革的负面效果就会体现出来。那些被私有化的国企并没有如经济学家预言的那样焕发出新的生机，反而因为失去了国家的保护而日益衰落，最终使整个国家都失去了竞争力。
信奉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并不仅限于一个英国。南美在那个时期也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个成功范例，在一大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鼓（Hu）励（You）下，南美国家纷纷放开管制，允许国外资本收购国内产业，放任国外商品冲击国内市场。在一开始，由于大量游资的进入，南美呈现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成为全球经济的亮点。但随之而来的一场金融风暴，一下子就把南美打回了原型。到冯啸辰穿越的那个年代，“拉美化”已经成为一句骂人话，说哪个国家“拉美化”，基本上就是说人家经济要崩溃了。
再至于说几年后俄罗斯在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一步步走向作死深渊的经历，就更不必说了。后世的经济学家在说起盖达尔等新自由主义信徒的时候，都会异口同声地表示：我们不认识他！
不过，所有这些事情，都需要等上若干年才会发生。在时下，新自由主义依然是全球经济学家深信不疑的宇宙级真理。中国的经济学者们出于政治上的顾虑，不便公然支持这种理论，但在私底下，还是颇为认同的。祁瑞仓是个性格直率的人，说话无遮无拦，当着一干同学的面，自然把这种想法说了出来。听到冯啸辰质疑新自由主义理论，他心里很是不屑，便放出了要与冯啸辰打赌的狂言。
“打赌，怎么赌呢？”听到祁瑞仓的话，冯啸辰饶有兴趣地问道。
“怎么赌都可以啊，比如说，一顿饭。”祁瑞仓说道。
冯啸辰摇摇头道：“我不是问赌注，我是问你想赌什么事情？”
“就是赌你刚才说的，你不是说撒切尔夫人的改革不会有好结果吗，我就跟你赌这个。”祁瑞仓说道。
冯啸辰道：“结果好不好，怎么评价呢？在可预见的未来，英国经济肯定不会崩溃，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30年之内，要看到英国经济垮台，恐怕是不太容易。我说撒切尔夫人的改革不行，是指这种改革不能给英国带来增长的机会，英国在未来将会陷入停滞，丧失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陷入停滞？”祁瑞仓冷笑道，“小冯，你不会还相信帝国主义是垂死的那一套说法吧？咱们说了多少年，结果人家就是垂而不死，倒是咱们自己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你说英国未来会陷入停滞，我可以跟你赌一下，未来20年，英国和咱们中国之间的差距，只要越拉越大，你信不信？”
20年吗？冯啸辰在心里盘算了一下。时下是1984年，20年后就是2004年，届时中国的GDP已经把英国甩在后面了，如果要说差距越拉越大，那也是中国在拉开与英国的差距，而不是相反。
“这个赌，我应了。”冯啸辰笑呵呵地说道，用金手指去欺负人，实在有些胜之不武的意思。不过嘛，一个20年的赌约，也就是说说而已，难道20年后冯啸辰真的会拿着这个赌约去让祁瑞仓请他吃饭吗？
在座的众人显然也想到了20年这样一个时间跨度意味着什么，大家都把祁瑞仓与冯啸辰的赌约当成了一个冷笑话。
祁瑞仓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追捧，大家的态度各有不同。谢克力打心眼里是崇拜西方理论的，但他不会说出来，因为他觉得这种话与政策不符，公开说出来没准会影响到未来的前途。丁士宽的心理有些矛盾，他是学习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长起来的，要让他突然转去接受西方经济理论，他有些不能适应。但另一方面，他又承认西方经济理论确有一些道理，自己反驳不了，也不愿意为了显示自己的政治立志而昧着良心去批判这样的理论。
王振斌和于蕊一个是60年代的大学生，一个则是70年代的工农兵大学生，经济理论方面的功底都不怎么样，对于新自由主义观点的认识更多地是知道它比较时髦，而且好像还显得很高大上，但具体是对是错，他们就说不上来了。作为在机关里工作多年的干部，他们本能地会告诫自己要远离西方学说，以免犯错误。假如此时有什么上级领导说这个理论是好的，他们自然也会马上转变过来，然后与祁瑞仓站在同一条战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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