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汪，情况有点不对啊。”
定南省计委的主任办公室里，谈国梁皱着眉头向刚刚从京城回来的汪锦胜说道：
“我们找了十几家媒体，让他们吹吹风，想给国家计委那边施加点压力。可现在看起来，这风向好像转了，冲着咱们这边过来了。”
汪锦胜也是一脸苦相，叹息道：“谁说不是啊。前两天，我去见王振斌，他还是蔫蔫的，跟我强调了一大堆客观理由，看那意思差不多就是准备松口了。看起来，和州电厂的事情给他们造成的压力还是挺大的。可大前天我再去见他的时候，他的态度又变回来了，说是现在舆论说法不一，他们国家计委在这个时候不便轻易表态，还说这是他们大主任的意思。”
“这是有人在搅局啊。”谈国梁道，“原本舆论是一边倒的，就是质疑那些人成天嘴里挂着什么自主创新唱高调的事情。可后来几家报纸掺和进来，说什么不能因噎废食，外国的月亮也不一定都是圆的，搞得说法又乱了。”
汪锦胜道：“最狠的是浦江晨报，也不知道抽了什么疯，一口气发了五篇记者专访，专门报那些进口装备出故障的事情。尤其是最近的两篇，写的都是咱们定南省的事，什么黎州港进口起重机大梁折断的事情，什么罗凤钢铁厂进口炼焦炉故障8个月未能排除的事情，这就是存心找咱们的麻烦嘛。”
汪锦胜不提还罢，一提起浦江晨报，谈国梁就气不打一处来，他拿起桌上的一份报纸，气乎乎地说道：“你说的那几篇文章我都看了，你看看，这报纸不就在这吗？我读一段给你听听：‘我们不禁要问，在洋人那里吃过这么多亏的定南省官员，为什么依然对洋设备情有独钟。国产设备出一次故障，甚至原因都没有搞清楚，他们就抛出了所谓国产设备不可靠的定论。而他们进口的洋设备趴窝8个月，他们连向外商索赔的勇气都没有，这是对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负责，还是跪久了不习惯站起来呢？’这个记者是吃错药了，咱们定南招他惹他了，凭什么说咱们就是跪久了不习惯站起来？”
汪锦胜道：“现在这句话都成了流行语了，好几家报纸都引用了这句话。我在京城的时候，碰到好几个兄弟省的同志，他们一见我就拿这个跟我开玩笑呢。”
谈国梁道：“这个浦江晨报，还有这个记者杜晓逸，你了解过没有，到底是怎么回事？”
汪锦胜点点头，道：“我找人了解过了，浦江晨报有几个大广告客户，都是搞制造业的，所以态度上一向都比较激进，上一次炒作咱们招标的事情，他们也发过评论的。至于这个杜晓逸，听说是个小丫头，东北一个什么学校新闻系毕业的，后来在浦江大学读了研究生，刚刚分配到浦江晨报工作，正想出点风头呢。”
“居然是个女记者，现在女记者也都这么生猛了吗？”谈国梁无语了。
就在谈国梁和汪锦胜感慨于女记者的生猛之时，冯啸辰的小姨子，浦江晨报记者杜晓逸正拿着她的采访本，走进了沙亭电厂筹备处的办公楼。
杜晓迪以初中学历考上了京城工业大学的研究生，给家里的弟弟妹妹都带了一个好头。弟弟杜晓远中专毕业之后，又拿下了一个电视大学的本科毕业证书，目前已经进了通原市的一家政府机构，当上了公务员。妹妹杜晓逸在高三那年发了狠，最终考取了松江省内的一所大学，本科毕业后又考取了浦江大学新闻系的研究生。这姑娘生性活泼好动，喜欢做点有挑战性的事情，研究生毕业时，她原本有机会进大媒体，却偏偏选择了刚刚从大报中独立出来的浦江晨报，当了一名跑社会新闻的记者。
90年代初的中国，正是新闻出版业蓬勃发展的初期，各种各样的媒体、出版物竞相登场，属于一个鱼龙混杂的时代。有些媒体打着“法制报道”的名目，所有的新闻都瞄准了下三路，以“大胆劲爆”为卖点；有的则以娱乐花边见长，靠着炒作名星是非争夺眼球。
杜晓逸进的这家浦江晨报，属于另外一种类型，也就是刚刚崛起的以舆论监督为已任的社会媒体。这类媒体关注社会热点，敢于说一些传统大媒体不敢说或者不便说的话题，行文颇为辛辣，让人觉得耳目一新、痛快淋漓，因此很受百姓的欢迎。再往后，这些媒体又出现了分化，一些媒体走向了靠炒作社会舆论收取保护费的道路，一些媒体在价值观上出现了嬗变，以挑拨社会矛盾为己任，也曾因此而猖獗一时。
浦江晨报的情况还比较好，总编辑景文杰是原来那家大报的社会部主任，下放当过知青，进过工厂，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能力极强，政治素质也很好，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比较正能量的一个人。杜晓逸的价值观是受冯啸辰影响形成的，也是那种颇为爱国、自信的类型，很得景文杰的欣赏。
教育学认为，一个人的价值观与青春期所接触过的人是有很大关系的，冯啸辰是杜晓逸认识的第一个学识出众的人，因此他的价值观也就极大地影响了杜晓逸的价值观。当然，姐姐杜晓迪的经历也对杜晓逸产生了影响，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普通电焊工，凭着努力考上了研究生，而且成为知名专家，这本身就是极其正能量的事情，杜晓逸在姐姐姐夫那里耳濡目染，自然也就颇有一些正义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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