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从美国回来。”
社科院的一间办公室里，教授高磊态度矜持地对面前的两名外国记者说道。
已经60岁的高磊精神健旺，衣冠楚楚，油亮的头发夹杂着一些银丝，却正显出一副学术精英的派头。
80年代中期，高磊因为提出国际大协作理论而名噪一时，后来这一理论受到学术界和商界的一致质疑，认为把一个十多亿人口大国的经济完全嫁接在世界经济链条上，不仅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安全，世界经济也无法承载。再往后，中央一些领导人在内部谈话中对这一理论提出了批评，高磊因之而陷入了长达近十年的沉寂期。
在这段时间里，高磊在社科院的位置并没有受到影响，他的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依然能够顺利进行。鉴于在国内很难找到发声的机会，高磊开始寻求在国际刊物和国际会议上发表观点，并逐渐受到关注，达到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效果。
到90年代后期，高磊在国际学术界已经闯下了偌大的名声，国外的多个机构给他授予了一系列的头衔，诸如什么“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百人提名”、“芝加哥大学年度10大思想家”、“克莱登大学终身荣誉教授”等等。
头衔有了，研究经费也随之而来。欧美的若干个学术基金会争相向他提供研究基金，帮助他在中国开展学术研究。在其他学者苦哈哈地为着国内几万块钱的社科基金穷经皓首的时候，高磊账上的美元已经多到花不出去的地步。
在中国的学术机构里，头衔和经费都是硬通货，尤其是你得到的头衔还是国外授予的，那又比国内的什么荣誉含金量要高得多。许多研究机构都希望高磊能够到他们那里去挂个名字，这样他们就可以声称自己的机构里拥有什么样级别的学者。几十所国内高校给高磊发了聘书，聘请他担任客座教授，每年只需要去开一次讲座，就能够获得数万元的客座教授津贴。
高磊的博士生名额也成了香饽饽，因为读高磊的博士能够拿到从他课题经费里发放的高额津贴，能够有出国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机票全都是国外基金会赞助的。参加学术会议的次数多了，你就能够结识国外的学术大咖，届时想申请到国外去做个访问学者或者博士后之类的，也会更加容易。
总而言之，今天的高磊已经远非昨日可比。20年前的高磊虽然在国内也算是风云人物，但总脱不了一股土鳖气息，说话做事还得小心翼翼，避免和国家政策相违背。而到今天，高磊已经涅槃重生，进化为一名国际学者，张嘴闭嘴都是新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观，中国的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土得掉渣，需要狠狠地进行鞭挞才行……
“我在美国出席了由加州大学主办的新制度经济学年会，并在会上发表了我的最新研究成果。我认为，中国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尽管我国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了建设市场经济的口号，但时至今日，我们国家的制度依然是管制经济制度，政府在经济中扮演了过于重要的角色，束缚了经济发展。许多政府官员，包括一些位置很高的官员，都误以为技术能够决定一切，而忽略了制度才是技术发展和创新的基本条件。”
高磊操着流利的英语，向两位欧洲记者侃侃而谈。
“高教授，你说中国的制度依然是管制经济制度，你能给我们举几个比较近的例子吗？”一位名叫康茨的记者问道。
“这样的例子很多。”高磊说，
呃……，咱们能不能不要这么夸张啊？两名记者都有些受不了了，危言耸听明明是我们记者的看家本事好不好，你这样说话，算是戗行了。
康茨和伯恩斯坦是通过欧洲的一个基金会与高磊联系上的，名义上是一次普通的采访，关于这一个采访目的，基金会在与高磊联系的时候就已经明确说过了，现在高磊与记者的问答，一定程度上属于按照剧本在演戏。
高磊在无数个学术场合里都声称自己是“公共知识分子”，是所谓“独立学者”，自己的学术观点不会受政府的左右。这个标签让他在新兴的互联网世界里得到了广泛的赞誉，有无数以“公民”二字作为头像的网民成为他的拥趸，他随便发一条博客，就能够赢得数十万的点击以及数以千计的转发。
但自家人知道自家事，高磊很清楚，自己的“独立”只是相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的，对于国外的金主，他绝对不敢独立，而是必须照着金主的吩咐去说话做事，否则人家能够给予他一切，也能够收回他的一切。
国际基金会左右学者的思想，当然不是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而是在基金申请的时候巧妙地给予一定的暗示。比如说，你的学术观点认为太阳是圆的，那么基金会就会把你拒之门外，反之，如果你认为太阳是方的，就能够轻易地赢得基金会的青睐。有了钱，你就能够广收门徒，能够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重复太阳是方的这一观点。
当一个学术圈子里有越来越多的人说太阳是方的，那么“日圆派”就会被嘲笑为落伍，优秀的学生也不会投奔他的门下。而“日方派”则会蒸蒸日上，直到学者自己都相信太阳的确是方的，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不过是幻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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