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主力部队东去抗日后，他们也曾忐忑不安，事实证明，高明的统治不在于军事力量的强弱而在于推行的制度是否让百姓满意，拥有公平、自由的生存环境，获得了足以养家糊口的生产资料、勤奋就能生存、吃苦就有回报谁还在乎当政的是何党何派？随着法律健全、经济稳定、生活改善，政府的威信越来越高，各项鼓励发展的新政策的出台总是顺利执行，所有的人们都把自己的辛勤付出与家庭、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焕发出高涨的热情。
在他们看来，这才是革命，革命的目的就是改造中国，暴力革命是消灭财富的拥有者平分财富，而这里做的是整合社会资源让更多的人都通过诚实劳动创造财富，社会财富的增长带来的是公共积累的扩大，政府用工商税收获得的资金采购粮食、物资发展道路、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教育文化卫生事业、支持科学研究、训练后备兵力，根据地更加稳固，不断地向外输出兵力、技术、弹药、物资，为抗日事业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张掖参议会副议长宋成德对此有同感，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晋商，表里山河人多地少，他和很多山西人一样走上了经商之路，从大同到包头再到张掖追逐的是利润，为了生存饱受军阀、官府、盗匪的盘剥，精于算计也仅仅是混个温饱，40多岁也没让家里起一院瓦房。
幸运的是在穷途末路准备撤铺返晋时遇到了一心发展工商的陈海松，没有什么牵挂准备放手一搏的他积极参加了民主政府的组建，成为参议会副会长兼商会会长，开放的氛围、极低的税金让他的宝兴货栈起死回生，农村生产恢复物产丰富，商会在陈海松建议下政府资金支持下采购来不少生产设备进行农副产品加工远销各地，财富的增加让他不敢相信。
抗战军兴，人口激增，消费群体的扩大刺激着经济活动的扩大，拥有第一桶金的他们与陆续迁来的沿海工商企业组建了张掖发展银行和陇华公司，产供销一体，继续开发当地资源、扩大生产规模、开拓青海、宁夏、新疆的市场，带动了整个西北的物资流转和商业扩张。
正在他志得意满准备大干一场时，从苏联回来的陈海松希望他去华北利用宝兴货栈在天津、北平、大同、保定等地的分店为挺进敌后的八路军采办物资、发展工业提供便利。对共产党充满感激的他已经接受了共产党的政治经济政策，二话没说就赶到了太原总店，说服大老板支持八路军，获得授权在各分店为特战队、军情局潜伏小组提供掩护，出任供给部副部长完成大宗采办运输业务，精明的头脑转而为冀察热辽根据地发展商业、工业转动起来。
这次他是回来寻求支援的，兴隆工业区研发的特种钢、精炼铜、合成炸药、合成塑料、合成橡胶等均已成功，无坐力炮、火箭炮、105mm榴弹炮准备量产，刘凤奎、赵德安两位总工程师已经设计出生产线，需要大量生产设备和技术工人，希望河西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派出专家去帮助设计生产专用机床，几所机械学校和军工厂能支援一千名熟练工人。
共产党的优势就是能快速地组织人力物力保证重点工程的建设，何况还是陈海松部署的重武器研发项目要投产自然全力满足，十几位中德俄机械方面的设计师已经乘飞机过去。他在等待技术工人趁机忙里偷闲见见老朋友，正好碰上中央领导考察，他还是挂名的参议会副议长又是最早参与根据地建设的老人，被陈云拉来全程陪同介绍商贸发展情况。
他结合在张掖、兴隆的经历，认为民主政府执行的鼓励工商发展的政策是十分明智的，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是在创造财富增强经济实力，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是在搞活流通调剂余缺，站在商人的立场上获得了应有的地位，心甘情愿地为国家追逐利润，对各方面都有好处。
有了工业制造出前后方作战、生活急需的物资，通过商社货栈运往各地满足当地所需，采购回西北需要的原材料，保证了建设所需的资金和物资，也提高了西北工业基地的影响力，国府大后方在采购，藏区的英国人在采购，苏联老毛子也来采购，对西北的依赖越来越大。国府的武器弹药三分之一来自包头、被服装具一半来自张掖、压缩食品、肉食罐头、酒精药品、文具、日用百货基本靠西北供应，他甚至担心过两年举债过日子的国民政府没钱支付。
自己虽然经商大半辈子，也就是买卖些农牧业初级产品，没想到两年时间过去只能在洋行里见到的物品满大街都是，看来不是中国天生就穷而是没人引领着干起来，咱们不缺资金、不缺资源、不缺人力，缺的是一个想发展、懂管理的政府以及一系列的鼓励政策。
黄颂英不由得点头称是，咱们浙江办实业的乡绅很多，可都是单打独斗，除了虞洽卿少数人有规模外资产都不大，很少有政府出面把商家的力量联合起来办大工程、大企业，官办的企业也有可没有一家盈利的，经不起洋货的冲击和官府的刁难，发展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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