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更加准确地说，王锐现在也没把握这个人物究竟会不会出现，即使是出现了，又会不会像历史上那样掀起足以倾覆大明的滔天巨浪。
对于这个人物，王锐可说是抱着矛盾和复杂的心情，既希望能够看到他能展现出历史上的那般风采，可是又知道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多半说明自己的策略出现了失误，这可真是令人感到左右为难。
这个人物不是旁人，自然是赫赫有名的闯王李自成了。
提起李自成这个人，后人对他可谓是褒贬不一。前世时王锐小时候接受的教育自然都将其描写成了一个英雄的正面人物，推翻封建旧王朝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反抗阶级压迫的不屈斗士等等。
但长大以后，随着对历史的更多了解和自身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他对李自成的看法自是不再那么片面，而是有了更多不同角度的认识。
在王锐看来，英雄这个定义不能以一个人取得了多么伟大的成就和功绩来衡量，而是为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大义，肯于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是生命也在所不惜的人方能称得上是有资格。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李自成和所有古代的农民起义军领袖们都算不上是英雄，最多只能说是枭雄罢了。
因为他们的起义、造反最初都是被逼无奈，并非是主观上想要推翻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旧的封建王朝，而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已。虽说到后来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这些起义军们多半会喊出一个比较好听的口号，但是真正能按之去做的却几乎没有。
“迎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这是多好听的口号？也的确曾经吸引了无数穷苦的百姓纷纷加入，活脱脱一个人民军队的形象。
可是一旦攻下了北京城，这支“人民子弟兵”就彻底露了馅，立刻变得荒淫无度，甚至是烧杀抢掠无恶不做。结果仅仅是42天，就将大好的胜利果实转手送给了满清。
这也是令王锐最感到生气和郁闷的地方，深恨李自成尽管也算得是一代枭雄，但却终究难改其劣根性，将大明的江山折腾得稀巴烂，然后转手就白白便宜了满清鞑子。称之为“病毒”，真真是一点也不为过。
可不管怎么说，李自成也都算是这个时代风头最劲的人之一，因此自从阉逆案结束，时间转入了崇祯元年之后，王锐就开始留上了心，想看看这个风云人物究竟何时能出现。
他倒一点也不担心和害怕，因为历史上李自成虽然推翻了大明朝，但那里面有着太多的复杂因素。其实若以战斗力而论，农民军要远远不如官军，在最初的战斗中屡屡遭到惨败，全靠了狡计和朝廷的决策失误才苟延残喘支持下来。
崇祯5年，明军调集京军，川军，河南兵，盐兵，毛葫芦兵，营兵，等等土兵共30000人，把比他们多6、7倍的农民军军包围，里面就包括了闯王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大天王，八大王，八金龙，老回回等几乎所有头面人物。
十几万起义大军被彻底包围在太行山与黄河交界的绳池渡，无路可退，最后是以假投降的狡计欺骗了明军，待走出包围圈后就又立刻造反，这样才躲过了一场灭顶之灾。
崇祯7年,几经战斗，陈奇榆终于在一个四处绝壁的峡谷——车厢峡把李自成部36000人，死死包围住。只要从绝壁上面往下仍火石，发射弓箭，或者干脆不动困死对方就可以了。
可就在这个生死一瞬之间的时刻，李自成主动向陈奇榆提出愿意投降，回家种地。而陈奇榆也就偏听偏信，还就当真了。结果李自成走出险境之后就杀掉了押送官，重新造反了。
崇祯9年3月，刚刚上任的陕西巡抚孙传庭仅仅带领3000秦军防守西安，而闯王高迎祥率领数十万农民军铺天盖地的前来攻打。
孙传庭不仅没有惊慌失措，反而周密部署，在闯王高迎祥的毕经之路黑水峪，利用高迎祥的麻毗大意，以少量兵力利用地形设下伏兵。经过4天激战，几乎全歼闯王高迎祥的中军数万军队，活捉闯王高迎祥及所部高级将领，并且于9月将高迎祥押往北京在紫禁城午门向崇祯皇帝献俘。
像这样的例子实在是举不胜举，明军几千打败暴民军几万的战斗到处都是，直到了崇祯末期，明军财政因为两线作战的原因彻底崩溃，主力在辽东覆没，关内只剩下了新兵，老弱，暴民军才占有上风，可是败仗，惨胜也是常有的事情。
就以历史上明军的战斗力，李自成在开头的几年都占不到便宜，又更何况现下王锐的手里有连八旗劲旅都望风披靡的龙虎卫？
而且一旦他和皇帝定下的那些国策开始实行并且收效的话，农民的境遇就会得到极大的改善，国力、民力也会迅速充盈起来。老百姓的生活富足了，谁又肯去造反？到时候李自成便失去了群众基础，再也不能像历史上那样尽管屡次遭到了重创，但却可以凭借庞大的暴民基础迅速地恢复元气。
这其实也是历史上明朝最终败亡的原因，一味地剿灭农民军只是治标不治本，结果只能是剿不胜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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