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遥没想到竟然能够在这样一个专门售卖木雕的小店当中见到这样一件传世的木雕精品，心情微微有些激动。
从雕刻的风格上来看，这应该是一件金代的木雕佛像。
金代佛教深植人心，十至十三世纪间，此类大型绘彩造像，乃为中国北方寺院所造，许多寺院幅员广大，建筑华丽，庭园错落，宛若宫殿。
金代君主以此为础，逐渐接纳佛教为国教，如此风气下，金代佛寺、墓葬、佛教文物更显丰富多貌。如此大型佛像，生动逼真，色彩浓重，金彩相缀，供于寺院佛龛壁画前，伴随其他神祇、罗汉造像，光碧辉煌，华美殊胜。
金代木刻佛教造像，得印度笈多王朝风格影响极深，也略现希腊化时代传统，此像衣褶丰厚轻盈，彷似轻风吹拂，自然典雅，类同后者造像特征。
佛身厚实，袒胸，略显折腰曲线，非汉式造像传统，应属唐代以前自丝路传入的异邦风格。金代造像不仅取材传统，且发展出独特风格，面容更显丰满圆润，表情描写细致入里，技法成熟而柔和，集十一至十二世纪造像艺术精髓，展现了当时艺术文化发展的极高水准。
而眼前这座木雕更是其中的精品之作，尊贵超凡，却也祥静温暖，深深触动观者心灵，流传于世的金代木雕，极少能够见到这样的精品。
且存世金代大型佛教造像，多为博物馆收藏，民间极少能够见到。馆藏的金代佛教造像，其中大部分为菩萨雕像，又以观音菩萨最多，佛造像甚为少见，这就更加凸显了眼前这座木雕的珍贵。
博物馆藏品中，最扬名千里的，要属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大型宋至金木雕十一面观音像。此观音像与眼前这座木雕风格甚是相似，如面部描写，丰润而线条自然，唇部、面颊、眉目，均极相似。二者颈背身躯之雕刻手法也是相近，以细微起伏表现肌骨，简直就像是出自同一工匠、作坊。
这些细节对于外行人来说可能并不重要，但对于内行人来说却极其关键。
有了博物馆同类馆藏精品的对比，眼前这座木雕的价值才不会被低估。
虽然这座木雕已历千年，但佛身之上仍可见些微矿彩，保存的非常好，这一点更是难能可贵。
如此珍贵的金代木雕，其市场价应该在3000万元左右，而老板的要价仅仅是3万元，能够捡到这样一个大漏，肖遥的运气确实不错。
鉴定完这一尊金代木雕佛像之后，肖遥的目光转移到另外两尊木雕之上。
另外两尊木雕分别是观音菩萨造像及大势至菩萨造像。
菩萨立姿，微呈三屈式。一手举胸前，另一手执飘带。下身系兜提，上身袒露，穿带珠宝璎珞，臂系飘带，双眼垂视，发髻高耸，观音五叶冠上有阿弥陀佛造像。
大势至五叶冠上有宝瓶纹饰。面容祥和静穆、妙相庄严。
菩萨虽可单体造像，但大半以配对的方式呈现，以陪衬特定的佛陀，也即“一铺三尊”。故此，观音和大势至菩萨一般位于阿弥陀佛两侧，而过去佛释迦牟尼的左右胁侍则是文殊和普贤菩萨，而伴随药师佛的则是日光和月光菩萨。
宋代之前，我国佛教造像以石刻或铜铸者居多。公元845年及846年初，由于朝廷大举禁佛，除了没收寺庙的土地财产，对佛门的税赋减免亦大幅削减，并敕令大批僧尼还俗，所以九世纪中叶以降，中国佛教势力大不如前。鉴于寺庙的累计财富和年度收入锐减，所以自九世纪末叶起，木材成为了造像的上上之选，因为它比青铜廉宜，也比石刻易于驾驭。宋代之前，虽然也有制作木胎佛像，但鲜能流传至今，所以存世的中国木胎佛像大半是十世纪以降的作品。
眼前的这两尊造像跟绝大多数早期佛教石刻和木雕造像一样，原应饰以鲜艶的矿物颜料，一般来说，衣袍和帔帛多用橘黄、蓝和绿色，珠串璎珞大多鎏金，肌肤采用粉红或白色，头发则以黑色或偶尔用蓝色呈现。
实际上，不少作品皆残留了彩绘及其白色腻子的痕迹。涂腻子既可确保木石表面平整，灰白底色也能使颜料益发鲜艳和清晰。我国早期造像之中，原有彩绘保存得最好的例子，当属莫高窟的佛教造像，但不少来自宋代、辽代、金代及元代的木胎佛像，也残留了彩绘的痕迹，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纳尔逊-亚特金斯艺术馆藏著名的南海观音像就是最好的证明。
眼前这两尊造像，其造型与唐代雕像一脉相承。
然而，这两尊造像的造型略显敦实厚重，例如颈项偏短，按身躯比例来说其头部偏小，且身形颀长，腿的比例尤为修长，从种种迹象看来，这对华美的雕像应是北宋甚至早至五代的作品。
再者，两位菩萨脸形方正，与大多数唐代雕像面如满月的形象截然不同，而且其宝冠样式及帔帛从腰间绕至手肘的格局，也与十至十二世纪风格吻合。
这两尊造像的网状璎珞比常见的唐代款式更为繁缛，但却与北宋木雕不谋而合，这一点可参照纽约大都会珍藏的一例胁侍菩萨立像。
与这两尊造像最接近的例子，当属京都市藤井有邻馆的一尊彩绘木雕。有邻馆雕像的面容与眼前这两尊造像相若，但其体型略为敦厚，躯干更形丰满，双腿比例不及眼前造像修长。三者的网状璎珞大同小异，沿腿垂拂而下的裙褶亦如出一辙。以风格和整体外观而言，有邻馆藏品与这两尊雕像十分接近，意味着三者很可能是同一作坊甚或同一批工匠的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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