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正广和山本助之恭恭敬敬的坐在那里，一点声音也都不敢发出。
按理说，自己也算是大总统的老部下了，尽管身份比较特殊，是日本人。但是，自己自从被大总统收服以后，就始终表现出了自己的忠诚，始终都在忠心耿耿的为大总统做时。
在两次大总统对日事件上，铃木光正和山本助之都坚定不疑的站到了大总统一方。
北伐开始之后，铃木光正和山本助之以为自己也可以参加，那就可以亲身见证这一中国历史上也许可以称得上是伟大的时刻。
但是没有想到，大总统却并没有让他们去参加。
是大总统依旧对自己不信任吗？还是因为别的原因？
朝两个紧张的日本人看了一眼，王恒岳露出了微笑：“不要紧张，我知道这次北伐没有让你们去，你们心里有些不甘心，但我是有另外的任务要给你们。”
铃木正广和山本助之这才放下心来。
王恒岳忽然问道：“日本去年发生的‘米骚动’你们知道了吗？”
两个日本人怔了一下，随即点了点头。
１９１８年８月２日，日本政府颁布了“大日本帝国政府告示”，亦即出兵西伯利亚的“宣言”，同时对陆军第１２师团发出了动员令。
出兵西伯利亚的风声传出来，米价就疯狂上涨。１９１７年底，米每升的价格是１角２分；到了１９１８年８月，３日为３角８分，５日为４角１分，７日为４角７分，９日为５角３分。
每天都在上涨。
米价的暴涨严重地威胁城乡劳动人民的生活。１９１８年８月报纸刊登了一个女工的来信说，她的一家 ３口人每月只收入２１到２２元左右。因为米价腾贵，在付出米钱和房租后，全家的菜金就没有了。信里最后呼吁赶快降低米价。
就连监狱的看守和城市里的警察，也有人控诉物价，特别是米价的高涨，无法生活下去。总之，米价的飞涨使日本人又增加了新的苦难。日本人都大声疾呼，要求立即制止地主、资本家的囤积居奇，迅速输入外米并降低米价。但是，日本政府是以保护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为第一天职的，它哪里会把老百姓的要求放在心上；反而说国民思想变坏了，必须普及宗教观念和发扬道德感等等。这使日本人更加愤慨。
矛盾就急剧发展到非常尖锐的程度。“米骚动”就在这种斗争形势下爆发了。
８月３日，富山县渔民妻子强迫米商廉价出售大米，同前往镇压的警察发生冲突，结果造成数人负伤。
富山县的渔村西水桥町３００余名渔民妻女从四方八面走上街道，包围了米店。全国规模的“米骚动”就从这里点起了第一个火种。
８月４日，即西水桥町事件的第二天，河对面的渔村东水桥町８００多名妇女不约而同地也包围了大米商高松长太郎的米店。
米店囤积了一千多袋米，准备运到镇外去高价出卖。妇女们起先都平和地要求说：“现在本地缺米，不要把米卖到别处。”
谁知高松长太郎粗暴地说道：“米是我的，我想卖给谁就卖给谁。”
他的老婆更凶横地说：“如果你们嫌米贵，活不下去，你们就死去好了！”
妇女们受到侮辱，都气得咬牙切齿：“奸商太可恶了，应该教训他。姊妹们，我们不能饿着肚子等死，把他的米分了吧！”
妇女们发出呐喊声，捣毁了大门，把米抢夺一空。高松长太郎看到这种情形，在一旁急得双手乱挥，两脚直跺，叫苦连天。
８月５日晚上，运动又扩展到附近的滑川町。
数百名妇女集合起来要求廉价出售大米。她们拥到米商那里席地而坐，一再请求：“米卖得便宜一点吧，我们快要饿死了！”
警察闻讯赶来干涉，妇女们责骂说道：“你们吃饱了，快回去睡你的吧！”
第二天，男人也加入了战斗，参加的人达到二三千人，他们采取行动，阻止本地米外运，迫使米商以较低价格卖米。
暴动的消息传了出去，邻近渔村、农村的妇女也发动起来。成千上万饥饿的渔民、农民喊着：“要米！”“减低米价！”暴动立刻便扩展到富山全县。
从８月３日到９日，在这段时间里，像西水桥町、东水桥町的群众那样袭击米店惩罚奸商的行动，每天都在富山县各个村落里发生，每个地方都有大批群众日夜抢夺米粮。整个富山县都沸腾起来了。
“越中妇女起义”燃起的烽火，成为日本全国的信号。
８月１２日，天皇亲自任命的西伯利亚派遣军司令官大谷大将，在一群将军和高官们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声中，抱着“必胜”的梦幻，从东京车站出发了。
可是这位将军沿途经过的各地，迎接着他的不是挥舞着太阳旗的“忠良臣民”，而是饥饿的群众“要米！减低米价！”的呐喊声。
８ 月１１日晚上，大阪３０００余市民，在天王寺公园集合，举行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市政府！”、“惩办仲小路廉！”、“减低米价！”等口号。政府当局派出武装警察弹压，抓走市民２００余人。
第二天，群众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表示反抗。参加示威的群众达到３万余人。入夜，群众开始暴动，市区和郊区到处都是暴动的群众，多的几千人一伙，少的百人左右；他们打进米店和捣毁警察派出所，或者抓住米商，强迫他们按半价售米。在火车站内，有一千多名工人和警察搏斗，夺取了粮车，把米分给贫困的人。这一晚，米店被捣毁的共有２５０余家，警察完全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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