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园”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御前会议”！
被溥仪召来的除陈宝琛、郑孝胥、胡嗣瑗之外，还有在天津当寓公的袁大化和铁良。在这次会议上，别人几乎没有说话，只有陈宝琛和郑孝胥两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辩论的激烈，最后竟发展到了恶语相对的地步。
“当前大局未定，轻举妄动有损无益。罗振玉迎驾之举是躁进，现在启驾的主意何尝不是躁进！”陈宝琛瞅着郑孝胥说道。
“彼一时，此一时。时机错过，外失友邦之热心，内失国人的欢心，不识时务，并非持重！”郑孝胥瞅着陈宝琛说道。
“日本军部即使热心，可是日本内阁还无此意。事情不是儿戏，还请皇上三思而定。”
“日本内阁不足道，日本军部有帷幄上奏之权。孝胥三思再思，如此而已！”
“我说的请皇上三思，不是请你三思！”
“三思！三思！等日本人把溥伟扶上去，我们为臣子的将陷皇帝于何地？”
“溥伟弄好弄坏，左不过还是个溥伟。上头出来只能成，不能败。倘若不成，更陷皇上于何地？更何以对得起列宗列祖？”
“照你意见，一辈子等下去。眼看已经山穷水尽了！到了关外，又恢复了祖业，又不再愁生活，有什么对不起祖宗的？”
在郑孝胥的飞溅的唾星下，陈宝琛脸色苍白，颤巍巍地扶着桌子，尽力让上身接近对面的秃头顶，冷笑道：
“你，有你的打算，你的热衷。你，有何成败，那是毫无价值可言......”
一言不发的袁大化，低头无话的铁良，以及由于身分够不上说话，只能在旁喘粗气的胡嗣瑗，觉着不能再沉默，于是出来打圆场。袁大化说些“从长计议”的话，意思透出是支持陈宝琛的，铁良嘟囔了几句，连意见都听不清楚。
胡嗣瑗是想支持陈宝琛，可是说不明白。溥仪在会上没有表示态度，但心里认为陈宝琛是“忠心可嘉，迂腐不堪”。
溥仪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不要表示自己的想法，不透露自己的意图。对身边人如此，对社会上更要如此。之前大约是土肥原贤二会见后两三天，溥仪接见高友唐的一段事立刻浮到了他的心头。
那几天要求见溥仪的人非常多，溥仪认为全部加以拒绝的办法，只能证实报纸上的推测，那是对自己更不利的，尤其是这个高友唐更不能不见。
他以前也是张园的客人，张园把他看做遗老，因为他是清朝仕学馆出身，做过清朝的官，后来办过几种报纸，这时是国民党的监察院委员。他曾自动为溥仪向南京要求过“岁费”，但是有结果，溥仪想他可能透点什么消息给溥仪，所以接见了他。
没想到他是给国民政府来做说客的。他说国民政府给他来了电报，叫他转达，希望溥仪不要到东北和日本人搅在一起。至于溥仪住的地方，希望溥仪到上海，或者出洋到外国也可以。
溥仪听了他的话，心里气上来了。冷笑说、道：
“我也不打算到哪儿去，你还是个大清的旧臣，也不必替他们说话！”
高友唐不理睬溥仪的挖苦，而且还很愿意用遗老身分，以完全为溥仪设想的口气，说国民政府的条件对溥仪是有利的。
溥仪对他的话并不相信。溥仪早听说王恒岳的手腕厉害，万一他对自己忽然起了杀心怎么办？
想到这里，溥仪就不打算再跟高友唐说下去了。
“好吧，你的话我都知道了，这次谈话可以告一段落。”
高友唐看溥仪沉思之后说了这么一句，却误认为事情有希望，连忙说道：“好，好，您再想想，等过几天我再来！”
“嗯，再来吧。”
他满怀希望地走了。后来溥仪听说他在北京向溥仪七叔活动之后再回来，正好遇上天津日租界戒严，他被截在租界外边，等他设法进了日租界，溥仪已经不在静园了。
那两天里陆陆续续还来了些探听消息的或提出忠告的人，那些天溥仪也收到了不少的来信。
人们对溥仪有忠告也有警告，甚至也有姓爱新觉罗的溥仪所不知道的本家，劝溥仪不要认贼作父，要顾惜中国人的尊严。
溥仪已经被复辟的美梦完全迷了心窍，任何劝告都没有生效。他决定对外绝不说真心话。
有个天津小报的记者，叫刘髯公的，也是张园和静园常来的客人，常在他的报上写文章恭维溥仪，他这时也跑来打听溥仪有没有要出关的意思。
溥仪极力地否认了，他于是在报上又替溥仪尽辟谣的义务，正是在同一天，报上登出了这段新闻，溥仪登上了去营口的日本轮船。
不用说，对于高友唐的活动，“静园”陈宝琛这一派人的反对，社会上给溥仪的各种忠告，等等，土肥原贤二是全掌握了情况，作出了估计。否则的话，就无法解释他为什么又使用上最后的“道具”，就是在陈宝琛对郑孝胥大发雷霆的次日，出现的特殊礼物。
那天溥仪正在唾星喷射之下听着“进讲”：
“勿失友邦之热心，勿拒国人之欢心......此乃英雄事业，绝非书生文士所能理解......”
“不好了！”溥仪的“随侍”祁继忠慌慌张张进来说，“炸弹！两个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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