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以派决定亲自送郑海珠等人去登州。
并非出于礼贤下士的目的，而是郑海珠的精神面貌，多少刺激了他。
小王爷意识到，即便这样出身草根的女子，若四处闯荡见世面，那番所思所想的能力，以及所做作为的勇气，亦会颇为可观。
所以，他决定亲自考察一下横穿山东半岛至登州府的商路，以及向登州知府陶朗先问一问，如今的登辽海道是不是像朝廷官宣的那样，已经荒芜寥落，就连给辽地驻军的棉衣饷银，也多往山海关那一头走了。
正好这一回出了闻香教的事，朱以派代表鲁王，去与抓了邪教小头头的陶朗先商议，兖州知府在邸报里写给朝廷看，也不会引发京师那边对于藩王的疑心。
郑海珠当然求之不得。
根据许三的经验，辽海还有一个月就会完全封冻了，兖州至登州有近千里，他们如果不能及时赶到登州，面临的选择将会是，要么在登州傻等到明年春天开冻，要么折身北上，过天津卫出山海关，走陆路进入辽西，再度过辽河，才能抵达辽阳与毛文龙见面。
后者不只是路途遥远的问题，关键是又要被各种名目的税卡盘剥。
织造局的刘时敏提醒过郑海珠，尤其大沽、滦州到山海卫，沿途有许多河北籍太监私设的税卡，还是能走海路就走海路吧，给登州巡海道水师的买路费，肯定要比给太监的买路费少。
所幸现在有了鲁王宗室的车队，从兖州一路东荇，不但跑得快，还少了许多盘问阻拦。
郑海珠善于察言观色，在兖州时就鼓励郭氏随丈夫一起去，并且很诚恳地告诉她，在江南，士绅的妻子，比如自己最初投靠的小姐韩希孟，是拥有相当大的旅行自由的。堂堂镇国将军夫人，为什么要将自己禁锢在后宅中呢？
朱以派也欣然应允。
于是，一路上，因有郭氏在旁陪伴，郑海珠就不必在意避嫌，可以用大把的时间，给朱以派洗脑，阐明为何要把兖州煤矿股份制化。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朱以派很快理解了一堆新名词：宗室股东，商社股东，表决权，股息，每股分红，有限责任，出资方，管理方。
以及最重要的一个词：公司。
朱以派化繁为简地理解了一下，就是，自己需要说服鲁王朱寿鋐，将鲁藩的宗室成员，依照势力大小，划分对于兖州煤矿的持股比例，进行每年分润。
这看起来是将鲁王自己碗里的肉剜出去不少，但其实是分担了政治风险，用钱堵住下级宗室成员的嘴，别因为眼红鲁王和泰兴王父子坐享煤矿利润，而去皇帝跟前说坏话。
万莫小瞧了明代这些藩地内勾心斗角的激烈程度，就连仪宾，也就是郡主县主们的丈夫，都得小心。
毕竟就在十几年前，湖北的楚藩，便发生过仪宾揭发第九代楚王并非朱家血脉的桉子，或许动机只是为了将那一任的楚王弄下王座、让自己的大舅哥坐上去。
而郑海珠，想倚靠鲁藩这棵大树，尝试股份制公司，她的目的，当然不仅仅是避免鲁王朱寿鋐陷入“宫斗剧”。
她在代表现在和未来的文官权力的黄尊素、卢象升、孙元化身上押了注，在代表西学东渐的徐光启身上押了注，在代表皇权的太监刘时敏身上押了注，在代表军队武力和海上贸易权的毛文龙、颜思齐身上押了注，但这些，还不够。
与刚穿越来、只能从韩府的雇员仆人做起不同，现在她有了一点点资本与实力，就要让自己、毛文龙、颜思齐都有话语权的“濠明商社”，以及自己有完全话语权的航运保险社，像后世的“法人”股东一样，通过股权渗透，进入鲁藩的经济帝国。
这些时日，郑海珠观察朱以派，即使他已算得宗藩里的清流，也仍然开口闭口“我朱家”。
不妨尝试新的经济模式，是否会一点点瓦解“我朱家”、“九千岁”这些家天下或者个人极权的外壳。
这种可以抄作业的模式，就是公司制。
公司制在真实历史上的开创者，乃是荷兰。
而如今的时空下，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狡猾而野心勃勃的成员们，郑海珠在福建月港和台南已经领教过。
无可否认的是，东印度公司的架构，是先进的。
只有将出资方和管理方分开，将商业主体从个人权威中剥离出来，将无限责任变成有限责任，将股份变成可以转让甚至流通的金融资本，商业主体的所有者也好，经营者也好，心态与眼界才能真正地开阔起来。
“公司”的本质，其实就是“契约”二字，而经济生活中契约意识的建立，必定会带来社会心理上的平权意识。
君权，父权，夫权……人们将渐渐发现，自己曾以为天定的尊卑地位，并不是那么不可动摇的。
更不能允许深山老林里的那些野蛮人，将自己称作“包衣”和“奴才”。
……
宗室的车驾，一路畅通，很快就到了来州境内的掖县，离登州只剩百里不到。
自进了来州境内，朱以派的脸就开始晴转阴了。
在掖县的一处官道边稍作休整时，朱以派望着眼前的旷野，蹙眉道：“怎地这样多的田地都荒芜了，就算土质不如我们兖州鲁藩，总比黄土戈壁强吧，种棉花难道不行么？种了棉花，一半纺布、一半填絮子，做成冬衣夏装，直接从来州或者登州港口运往旅顺，发给辽东军士们不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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