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孙元起所言，黎元洪如此力挺袁世凯自然不会是义务劳动，他的条件很简单，就是让袁世凯帮忙杀个人。杀谁呢？湖北军政府原军务部副部长、军务司顾问张振武。
张振武，字春山、春三，更名竹山，光绪三年（1877）出生于湖北罗田。曾自费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政治。1905年加入同盟会，后又加入共进会，是武昌起义首义者之一，被尊为共和元勋，和孙武、蒋翊武并称“辛亥三武”。这样一位革命功臣，为什么黎元洪要举起屠刀呢？
要说起张振武与黎元洪之间的矛盾，就不能不回到武昌起义那会儿。
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远在海外，黄兴等人又推三阻四不愿意来，而刘公、孙武、蒋翊武等本土革命领袖则怕文学社和共进会出现内部争权，都不愿意出头，一时间显得有些群龙无首。想来想去，众人想到了时任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的黎元洪。
被揪出来当都督的黎元洪最初还忸怩作态不肯就范，惹得很多革命党人大为不满，其中就包括张振武。他对身边人说道：“如今黎元洪既然不肯赞成革命，又不受同志抬举，正好现在尚未公开，不如将他斩首示众，以扬革命军声威，使一班忠于异族的清臣为之胆落，岂不是好？”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番话后来为黎元洪所知，为今后两人的矛盾种下了恶因。
后来汉阳失守，武昌战事吃紧。黎元洪见情况危急，顾不上通知其他人，便私下收拾行李准备出走，结果被人撞见，告到了张振武那里。张振武马上带人赶到都督府堵住黎元洪，对他大肆讥诮。最后还给黎元洪配备了两名“警卫员”，吩咐他们道：“我把都督交给你们俩，如果都督离开武昌一步，我就拿你们二人是问！”
后来黎元洪在孙武等人支持下还是离开了武昌，临行前将守城之事交给了刘公和张振武。对此张振武大发牢骚：“黎元洪身为都督，却如此畏缩，未战先逃，留下我们拼死拼活。不如乘此良机，我们另举贤能，换掉那个窝囊废！”众人以“大敌当前，不便轻易换帅”为由，这才勉强阻止了张振武。黎元洪获悉后，更加怀恨在心。
谁知道辛亥革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形式取得了成功，被逼迫就任湖北都督的黎元洪不仅毫发无损，还当上了民国的副总统，这是他在前清时做梦都梦不到的职位。多少次午夜梦回，黎元洪都觉得造化弄人，感慨良多：看来强扭的瓜有时候也很甜啊！
尽管苦尽甘来，但黎元洪对革命党人依然非常仇恨，并大加排挤，必欲除之而后快。尤其是张振武，更是眼中钉、肉中刺。
话说张振武也确实非常嚣张。革命成功以后，他知道自己与黎元洪关系不佳，就以购买武器为由，主动申请到上海发展。黎元洪正巴不得他走呢，见状便顺水推舟给了他一大笔钱，让他去采购军械去了。谁知张振武一到上海，便和各界名流广交朋友，以革命元勋的身份自我宣传，言行之间对黎元洪不屑一顾，还不时有诋毁之词。
沉迷于大肆挥霍公款快感之中的张振武，对购买军械一事毫不在意，导致购得的军械很不合用。黎元洪恼怒之下便派人清查账目，并电告上海都督李平书监视其行动。张振武也不是吃素的，当即从上海返回湖北，见到黎元洪便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你个被逼担任都督的人，有什么资格查我的账？”态度极其跋扈。黎元洪只能连声道歉，心里却更坚定了除掉张振武的想法。
最初黎元洪也不想杀人，毕竟诛杀首义元勋的罪行太过恶劣。于是他和袁世凯联手，先后分两批把孙武、蒋翊武、刘公、张振武、蔡济民等十六人调至北京，担任将军府将军、总统府顾问官一类的虚职，其实就要把这些武昌首义的革命骨干羁縻在北京。
可张振武不是个安分的主儿，当个无权无势的顾问根本满足不了他，不止一次向段祺瑞、袁世凯抱怨道：“难道我们湖北人只会做顾问么？”耐不住他牢骚抱怨，袁世凯只好委任他为蒙古屯垦使。可是这个屯垦使司实在寒碜，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就张振武这么一个光杆司令。在京城里呆了十天半个月，张振武觉得泼烦，便不辞而别返回武汉。
黎元洪对张振武去而复返大为光火，但真让他萌生杀机的却是张振武接下来的举动。
张振武返回武汉后，在汉口设立蒙古屯垦事务所，向黎元洪索要每个月1000元军饷，声称要招募一镇士兵前往蒙古赴任。他可不是在口头上说说，而是确实在招兵买马，还积极加强将校团力量。将校团由武昌起义老兵和革命党人组成，是张振武的嫡系部队。另一方面，他还四处联络鼓动，如援鄂赣军冯嗣鸿部、襄阳府司令张国荃、原文学社骨干祝制六、江光国、滕亚纲等人。一切的一切，都像是在密谋推翻湖北军政府。
是可忍孰不可忍！外号“黎菩萨”的黎元洪也忍不住了，终于下定决心杀掉张振武。可他不想自己动手，当然也不能在湖北动手。湖北毕竟是张振武的老家，再加上将校团的武装，很容易闹出乱子。所以他和袁世凯达成了这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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