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将军哈哈大笑：“你和孙先生居然有如此渊源，那好，你也留下吧！”
我们三人中只有孙良诚说不出什么道道来，好在他也识字，加上我和石友三在边上帮忙说情，苦苦哀求良久才勉强留了下来，一同编入第3营的2队2排1棚。
虽然我们三个同时入伍，但我和孙良诚之前从没有接触过军队，所以只会感到新奇；石友三之前曾在军队里呆过一段时间，觉得我们第四十四协和北洋军大有不同，比如每天晚上排里的教员都会给我们上课，除了军事训练、思想教育方面的知识外，还有历史、地理、国文、数学、时政等内容。以上这些内容都是要定期考核的。此外还有更艰深的物理、化学、电子、哲学等课程供感兴趣的士兵选修，据说入伍三年之后，选够足够课程而又表现优秀的士兵可以直接保送经世大学。
我和孙良诚都是刚从学校里出来，基础又好，学起来如鱼得水。石友三入伍时已经二十岁，是我们三个里年龄最大的，离开学校也最久，学起来非常吃力，经常跟我们抱怨道：这哪里是当兵吃饷？分明就是念书做秀才嘛！
第四十四协另一个特点就是饷银丰厚。像我们几个刚入伍的新兵，每个月都有八两银子（后来折合成大洋），棚长则是十两银子，而且按时发放，没有克扣。据石友三说，北洋军中正兵每个月只有四两二钱银子，棚长则是五两，比咱们部队少一半。或许这就是石友三天天抱怨却不愿离开部队的原因之一吧？
虽然手头的钱多了，但我在军中的生活非常节俭，平常又没有什么嗜好，除了伙食以及日用品花销外，一文钱都用不着，头一个月就存下了六两多银子。等积下了三五十两的样子就托人带给家里，并写信告诉父母不要太过劳累，幼弟如果能读书的话尽量让他读，为此我还专门给他买了一套孙先生编写、商务印书馆印制的教科书。每次寄钱的时候，我心里都非常高兴，因为我感觉我已经成人了，可以负担起长子、长兄的责任。但父母亲收到钱并没有大手大脚，父亲依然耕作、出诊，母亲还是从早到晚纺纱、织布，他们把钱都存了起来，准备将来给我们这些儿女用。
第四十四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新，比如成立时间晚，从长官到士兵都很年青，学的知识是最前沿的，头上戴钢盔，身上穿迷彩服，手里拿中工1911式步枪，排里的重火力是迫击炮，饷银是孙大头……所有的一切都体现一个“新”字。同排的袍泽绝大多数都是十七八岁刚从学校出来的青年学生，非常活泼，也非常淳朴，没有半点军营习气。这也是我最喜欢第四十四协的地方。
入伍后我们就随火车抵达洛阳，在那里我们领到武器被服，还补充了新兵。蒋将军没有骗我们，入伍的果然都是经世大学附属学校的学生。部队重新整编后，排长知道我读过书又没经过军事训练，便叫我到排里担任文书。
所谓的文书，就是造个花名册、写个公文什么。我心想：既然来当兵，就得一刀一枪地得个正途出身，当个文书有什么劲儿？于是便央求排长让我回去继续当列兵。排长被我磨不过，只好递给我一本孙先生编写的《学校军训操典》，说道：“如果你学好这本书，做的和其他士兵一样标准，你就可以回去继续当列兵。要是学不好，那就继续当你的文书吧！”
于是我认真阅读《学校军训操典》，一有时间就去观摩其他士兵操练，晚上下苦工向教员和棚长请教，经常独自训练到深夜。经过努力，在部队抵达西安之前终于达到了排长的要求，成为一名光荣的列兵。在光复西安过程中，我率先由东门入城，攻入陕甘总督衙门，受到了赵都督的嘉奖，并荣获“陕西光复一等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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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摘自《一个行伍军人的回忆》（又名《刘汝明回忆录》）第一章《入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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