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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华国陆军向东北、蒙古、新疆等地区继续推进的时候，吕梁在规模庞大的《战后恢复计划》书上签字。这份计划针对北方新占领区，范围覆盖经济、政治、军事等方方面面，分三个阶段，预计在五年内完成，并使北方经济达到南方水平。
实现战后恢复计划的关键是资金、资源，北方遭受连年征战、自然灾害，首先需要华国投入大量资源恢复北方的社会、经济秩序，抚平战争的创伤。这个阶段需要纯投入，没有任何回报，必须以政府力量推进。后期重工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更需要海量的资金和资源投入，吕梁已经责成成立战后恢复专项基金，其中投机橡胶股票所得的收益将全部用于这个基金之中。
之后的经济建设则以政府力量和民间力量相结合，其实各大财团在北伐进行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对北方的考察，在湖北、江苏、安徽等地大规模的投资建设走在了前面，民间对资源和市场的敏感度远远超过行政体系。
关内的民众终于从战火中解脱，海量的救济粮从南方运过来，以超低价通过粮店向外发售。与此同时新的行政体系也在三十万南方干部北上后初步建立起来。散布在各地的驻军临时承担警察部门的职责，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打击不法分子、剿灭肆虐的马匪，恢复良好的治安环境。对于华国来说，战后恢复的严峻性甚至超过战争带来的压力，好在民众只要能吃饱，就会安分下来，谁也不愿意生活一直停留在贫穷混乱状态。
关外的战斗直到1906年底才基本结束，时间的拖延要归咎于行军的艰难，受制于交通状况的落后，尤其是新疆方向，需要在行军的同时保持后勤供应不中断。南方运过来的物资一部分经过湖北、河南、陕西、甘肃等省，一百份的物资中途就要消耗三分之二。另一部分从四川出发，越过秦岭山脉后送到军队手上。后勤运输的困难也让军方要求将北方的铁路建设列为战后恢复的首要任务。
第三集团军第七军抵达新疆后基本没有遇到战斗，满清退位后袁世凯派出部分官员和军队开往新疆，刚刚抵达就得到北伐结束、北洋集团覆灭的消息。手足无措之际，发出公开电报，表示愿意向华军投降。也就是说第七军这一趟就是接收，顺便理清新疆经济、人文、政治状况，为下一步的开发奠定基础。
另一边的蒙古与新疆的状况大同小异，第二集团军第三军同样没有遇到麻烦，时间都消耗在路途上。
只有东北方向的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和第二军遇到了战斗，盘踞在沈阳和辽东半岛的日军负隅顽抗。8月22日华军围攻沈阳，第一军第二装甲师将从辽东半岛北上增援的日军第三十五独立旅团歼灭，并截断沈阳日军退路。在24日华军就攻陷沈阳，日军出现大面积投降，尤其是当华军准备发动旅顺战役的时候，满洲日军宣布放弃抵抗，无条件投降。
日军的投降与反华同盟的失败不无关系，几次大战下来，华军基本打散日本人的精气神，在日本内部，向华国低头的声音越来越大，甚至在军队内部也有人认为：华国的强大有目共睹，日本与其学习西方、依靠英国，不如投靠近在咫尺的华国。
不过主张坚决抵抗的人也不在少数，双方在满洲之战开始之前就争得不可开交，上层的矛盾影响了军队的战略。驻扎在满洲的日军大部分都希望撤回朝鲜，不与华军正面交锋，这部分士兵平均每人分不到五发子弹，根本没有抵抗华军的底气。
后来国内坚决抵抗的声音占据上风，要求满洲军死战到底，沈阳之战失利后，极度失望的日军中层军官发动兵变，控制主张抵抗的上层，并向华军投降。
北方的俄国人更干脆，在日本人投降之前就全部撤回伯力和海参崴，彻底放弃在满洲的权利。尼古拉二世还派出特使，要求和华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收缩在远东的力量，集中精力解决国内的问题。
1906年的11月20日，华军第三山地旅进驻西藏，标志着华夏领土全部纳入华国掌控，国家在经历晚清时期的混乱后再次归于一统。
武汉丹凤监狱，一间条件相对较好的单人牢房内，袁世凯正品尝今天狱警送来的水饺，作为北方人的他一直吃不惯米饭。只是预警表示现在白面比大米贵得多，只能暂时提供米饭，没想到今天送来一碗水饺，还有一碟醋，这已经让袁世凯很知足了。
他的单人间有封闭式的卫生间、卧室，外面有一张书桌，边上还有一个书橱，另一侧还有一个沙发，除了寂寞外，袁世凯觉得这里的生活也不错。吃晚饭后听广播是例行节目，他打开书桌上的收音机，倒上一杯茶叶，悠闲自在的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华国中央电台，欢迎收听祖国之声节目。今天我们节目迎来了一位特殊嘉宾，伟大的华国总统、革命的指路明灯吕梁将通过我们节目发表‘统一演说’，有请吕梁总统。”一个中年男子不急不慢、清晰的声音从收音机里传出，袁世凯皱皱眉头，吕梁啊，自己一直想见见这个对手，可惜，阶下囚没有提要求的权利，能给自己不错的监狱条件就很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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