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位待诏很快便都奉敕，自北门入宫。
年轻的天子李昊对几位北门学士很客气，让内侍给他们赐坐奉茶，紫宸殿中也无外人，六人也是时常出入宫中，倒也早已适应。
听完杨思勖代天子说起秦孝忠今日廷议时提议设行省制一事后，六人都马上思考起来。
几人本职都不高，刘祎之和元万顷都是五品职官，但本阶仍是六品，其余四人职事是六品，本职更才七品，高职低阶，越发显出这几位北门学士的处境。
“臣以为，在边远地区改道设行省，最大的变化便是行省地方权力提升，按秦相所提，行省虽为政事堂派出机构，但却与国初的行台不同，是要常设的，所以并不是从中书门下抽调人手到地方短期临时统领军政事务，而是常设长期管理一道，行高官官长驻，并将对原道之四司有统领之权。”
“如西昌、三江等这些边远之地，若是于道之四司上设这么一个行省衙门，有一位主官总领一道事务，确实有助于提升如今地方上的效率，这方面可以从边疆由大都督府改设节度藩镇后的变化看出来的。”
皇帝听出话中之意，“说说缺点。”
“大家，这行省听起来像是中央派出机构，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更高级的地方机构。”刘祎之直言。
李昊细细品味其中的意思。
中央派出机构、地方高级机构，重点无疑就是中央和地方这两个词了。
“继续！”
“这行省相比之于道，管辖区域没变，但权力大增，原先是四司分管，互不统属，相互监督，而如今却是要一官总领，职权大、地位高。”
从秦汉到隋唐，之前为何一直是朝廷中央、地方郡县，或是中央、州县这么三级制？
汉朝虽然在郡上设了州，但这个州是监察州，不是实际上的一级行政区划。后来在南北朝时，州郡滥设，这个时候的州和郡的关系很混乱，既有平行也是统属。
隋朝统一全国后，当时全国州数量三百多个，郡五百多个，县一千多个，十分混乱，所以最后杨坚是罢撤全国的郡，并把三百多个州裁并为一百九十多个，县裁撤到一千个多点，实行中央、州县这么个体系。
这时的州，跟汉朝的州是不同的，这时的州本质上其实就是郡，只是换了个名而已，仍然是二级行政区划。
杨广继位后曾经废州设郡，但本质上也依然还是二级制度。
之后设立的临时性的行台，也没改变这个基本制度，唐朝也是如此。
直到贞观后，不仅在州上设道，把全国划为十道，然后又析分、增加，变成十几道、二十几道，到如今的三十多道。
之后又正式设立了道级的四司，这才算是正式建立了道州县三级地方行政区划。
不过道一级，一直不完全，原因就是道地域广，如果设立长官统领一道之军政财税司法等，那权力就太大了。
比如说关中道、河南道，就算从其中再划出京畿、都畿两道来，那也仍然体量量大，中原腹心的一个州，往往比边疆一个道的人口还多，要是把整个最核心的中原地区，划分成关中、河南、河北、河东、淮南这么几道，那可就是很危险的。
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千百年来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但一直以来，中央都死抓着不肯放权，宁肯直接管辖着三四百个州，也不肯再增加一级常设区划，就是因为权力之争，怕被地方架空。
就比如在贞观以前，地方上的税赋都是要先上缴国库，然后再中央划拔一些到地方，是在贞观新政后，才改成地方税赋可先将三分之一留州，这才让地方政府手里有了钱，可以自己规划发展，而不是处处要等朝廷批准和拔钱。
行政、财政、军事、司法、监察等各块，朝廷都是把权力把的死死的，而以唐以前的社会办事效率，权力下放，确实也会架空中央。
李昊听的面色越来越难看。
“武安郡王想架空朝廷中央吗？”
刘祎之赶紧道，“臣看倒也未必，毕竟秦相公提议设行省的并非中原核心区，而是边远落后地区，比如西南、岭南、西北诸地等，那些地方本就偏远落后，距离中枢也远，信息沟通不便，面临的形势也复杂，需要事权更加集中一些。”
范履冰在一边道，“可就怕现在以边远之地先设行省，开了这先例后，以后慢慢的就往中原内地增设了，到时今年把江西纳入，明年把山南纳入，后年要把广东纳入······”
另一位也道，“节度使设立之初也仅十镇，现在已经是十三镇了。”
“但是在内地取消了都督府制度后，边远地区确实不如从前管控严密，这些年，边地蛮夷屡屡做乱，就是因为裁撤掉了都督府后，道一级的四司衙门，事权不一，互不统属，导致出问题。之前连交州城都被叛乱蛮夷里应外合攻破，造成了多大的损失？”
南中地区也屡起叛乱，更别提先前青昌藏高原的大叛乱。
而在有节度使设立的边地诸地，情况反而要好的多。
秦孝忠没提议内地增设节度使，而是要改设行省，这也是个折衷的办法。
可皇帝想的却是这行省设立后，这些边远之地，以后只怕越发失去控制权，这让皇帝很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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