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月中的时候，陆议异常动员南阳北府兵的消息就传到了汉中、益州。
掌控西府的魏延就在第一时间动员西府兵，分疑兵五千虚张声势走祁山道，亲率一万两千人直趋子午谷。
以七千轻兵背负粮食，余下五千战兵里只有寥寥千余重甲，余下是轻装盾兵。
魏延尽可能的减少行军累赘，就这么任性的出发了。
他出兵五天后，在七月末时这条军情呈送益州，摆在诸葛亮案头。
一起送来的还有一封魏延的绝笔书，他不能看着帝国分裂，他希望诸葛亮能调遣后军进入汉中观望形势，如果他能取得一片落脚地，希望后军能跟进，一起进入关中，淡化北府对关中的掌控力。
可现在诸葛亮哪里有机动兵力可以调动？
皇位更替，本就是国内动荡最大的时期。
后军坐镇益州，那么南中征发来的三万兵户才能老老实实接受安排；后军、三万南中兵户稳妥，那么南中也就稳妥。
诸葛亮可以自己去汉中，但后军绝对不能动。
今年后军镇压内外不服情绪，安排三万兵户屯种，明年才能恢复生产，并重新调整、优化这批南中兵户的结构，到明年秋收后，才能有限调动兵户异地驻防。
这个异地驻防，是指服役军士跟家属分离，家属仍然留屯旧地，编户齐民；服役军士四处调动，这样有家属做人质，可强化管制力度。
经历异地驻防的磨炼后，这三万兵户才算真正驯化、纳入了汉军体制。
家属屯种跟地方对接，典型的编户齐民；服役军士四处调动，跟郡兵类似。这三万户，就这么融入益州。
这是以体系磨合、同化蛮夷人口，需要实力、时间和诚意；北府兵中的蛮夷籍贯吏士则是向往于田信个人的魅力。
一个主动融入，一个被动融入，区别就在这里。
北府有军粮储备就能出征；而益州有一个磨合、融合的环节。
这个环节不出差错，平稳推进，一代人后就能彻底完成同化。
而今年、明年，益州根本无力出兵；也经不起大的军事动荡，到了后年，益州才能称得上士民殷富，也能算是‘带甲十万’。
谁能想到，曹丕、吴质会使出这么个损人不利己的毒计？
敌国终究汇聚了上个时代的精英，在江河日下的困顿境遇中思索一条破局之策……也算是合理的。
魏国君臣绝不会束手待毙，现在推动、引发的关中争夺战，或许只是一个引子，接下来还会衔接其他毒辣计谋。
魏延绝不是一个莽夫，对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魏延待在汉中相对中立，也看的很清楚。
现在魏延拼了命要去抢夺关中控制权，为的就是掺水，避免今后不好的事情发生。
魏延已经做出了选择，自己呢？
诸葛亮手握一柄狭长羽扇，修长身姿在厅中踱步，与往日相比，今日的身形更显的清瘦，也显得锐利。
李邵、马谡、张裔以及精神状态好转的秦宓一起在厅外走廊里等候。
原本谈吐风趣诙谐的秦宓疯病治愈后似乎留下了严重病根，坐在那里一副木然神情。
他担任相府的劝学祭酒，是效仿北府推动军中教育的重要岗位，后军、益州军、三万南中士户的教育问题，都由秦宓负责。
不同以往，现在的秦宓对于授业、讲学十分慷慨……不再遵守既有的规矩习俗，把各种知识藏着、掖着。
这种态度才是最重要的，这也让秦宓的风评对立起来，原来夸赞他的人，开始诋毁他疯病未愈；而吏士军民则由衷赞扬秦宓的有教无类。
诸葛亮南征期间，李邵留守成都总管相府公务，处理的井井有条，各项军务、政务无有遗漏，诸葛亮的后勤、益州农商的恢复生产，都在李邵的掌控下平稳推进。
原来的长史王连拜为大司农去江东抄家，李邵接任，成为相府长史。
马谡在南中一战成名，如今升为相府假司马，行后护军，负责相府的军务。
张裔从南征归来后，被诸葛亮委任为相府司直，负责弹劾相府、益州军吏、官吏的风纪。
诸葛亮还在厅中踱步，事情已经朝着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
北府擅自发动关中战役，且不说胜负的各种变化；仅仅是太仆卿孟达、廷尉卿张温两个人的动向，都是很危险的。
自法正染疫病逝后，孟达更像一头狷狂的孤狼，若不是田信劝住又把孟达吓住，孟达就敢换一个官印吃饭。
张温呢，张温对汉有恨，对关羽有恨。
恨不是仇，是遗憾，是无法原谅。
麦城之战后，当时孙权几乎可以视为败犬；如果当时荆州军的首领关羽放纵、支持田信，使田信南下交广，那汉朝廷就不会被孙权连续几次欺骗，江东大姓、百姓也能少受折腾。
正是关羽的姑息，才给了孙权清洗江东大姓，豪赌一把的机会。
太多的苦难，就在当年决定了。
时间已经证明了一切，当时的田信绝对有横扫交广，配合主力夹击江东，迅速平定江东的实力。
张温不是一个人，加上陆议、虞世方，整个江东活下来的人，都跟朝廷有一道血淋淋的隔阂。
廖立也不是一个人，湘州士族就站在廖立身后。
当初析分荆州建立湘州，为的是平衡关羽，而现在已经造成湘州士民对朝廷有了强烈抵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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