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发现第三护卫群进入东海的时候，杨禹方就建议进行空中打击。
只是，当时的几个特殊因素让腾耀辉否决了他的提议。
一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作战意图不明，如果集中力量打击第三护卫群，而联合舰队又杀入东海，必然会对舰队决战造成影响。说得简单一点，如果第三护卫群担任佯攻，日本空中自卫队就能用少量战斗机牵制住中国空军的多数战斗机，然后在主攻方向上，也就是联合舰队这边集中优势兵力。为了在舰队决战中取胜，肯定有必要保留航空兵主力，而不是浪费在次要战场上。
二是第三护卫群进入东海后，“海龙”号没有跟上去，而白天的太阳黑子爆严重影响了预警机的作战使用，所以当时并不清楚第三护卫群的具体行踪，在天黑后起飞的电子侦察机也没能截获第三护卫群发出的信号。因为东海整体上北宽南窄，如果第三护卫群靠着冲绳群岛南下，预警机必须前出到离本土五百公里处，才能监视整片海域，而在这里极易遭到日本战斗机拦截。
最后，也有腾耀辉的一点私人想法，即第三护卫群靠近后，要么让周渝生指挥的潜艇去收获战果，要么让第二舰队转向迎战。在舰队与潜艇参战之后，再出动航空兵，夺取局部制空权。
事实上，当时商定的结果也是如此。
即在确定了第三护卫群的行踪之后，由航空兵夺取局部制空权，驱逐伴随第三护卫群活动的反潜巡逻机，让潜艇出击。
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降低空军的作战压力。
按照这套作战计划，在六月二日凌晨一点之前，只有周渝生调整了潜艇部署，扩大了钓鱼岛北面的潜艇巡逻区域，把陪伴东海舰队作战的那艘093级攻击核潜艇派上去，充当对付第三护卫群的主力。
当时，杨禹方把重点放在了联合舰队上。
凌晨一点左右，也就是在收到“海龙”号报告后大约四个小时，随着当晚的第四次战术侦察情报到手，腾耀辉改变了战术安排。
牧浩洋的判断没有错，担任佯攻的不是第三护卫群，而是联合舰队。
到这个时候，联合舰队不但没有加速，反而调整了航线，没再奔向钓鱼岛，而是在冲绳西面大约一百公里处转向北上。
即便只是战术转向，比如发现中国空军的战术侦察机之后，故意转向麻痹对手，联合舰队也不可能在第三护卫群之前到达。
当然，得有一个前提条件，即第三护卫群仍然以三十节的速度冲向钓鱼岛。
只要证明了这一点，就能肯定牧浩洋的判断准确无误。
更重要的是，能够由此推断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作战目的。要知道，此时东海舰队已经越过了钓鱼岛。如果第三护卫群没有调整航线，那么其袭击对象就不是东海舰队，而是后面的第二舰队。
日本海上自卫队为什么要袭击第二舰队？
腾耀辉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只能让杨禹方安排侦察机，尽快确定第三护卫群有没有像牧浩洋判断的那样，直接杀向钓鱼岛。
当然，在执行命令的时候，杨禹方肯定得考虑到其他情况。
侦察机起飞后，海航的两架KJ-200也紧急出动，在空军提供的八架J-20的陪伴下向东海腹地飞去。
因为KJ-200的巡航速度不到七百公里，所以不用急着派遣制空战斗机。
考虑到，Mig-31是纯粹的战术侦察机，只配备了航空照相机，原配的火控雷达早就被拆掉了。即便没有拆掉，这种用来拦截高空高速轰炸机的雷达也不具备对海搜索能力，在侦察中派不上用场。
杨禹方随后又派出了四架J-11C，用来扩大战术侦察范围。
不管怎么说，J-11C的速度比KJ-200快得多，而且在使用火控雷达时，能够搜索前方一百二十度区域内、二百五十公里范围内的海域。如果第三护卫群以防空编队航行，探测距离还能增加几十公里。
更重要的是，J-11C在执行战术侦察任务的时候，能够全程超音速飞行。
使用117S发动机后，J-11C在携带两具大型副油箱与一具航空侦察吊舱的时候，起飞推重比超过一。在用掉了副油箱里的全部燃料、抛掉副油箱之后，J-11C能以一点三马赫的速度巡航飞行。如果有必要，可以用内部油箱里的燃油以两马赫的速度飞行一千一百公里左右。
对于侦察半径大概为八百公里左右的任务来说，基本上可以确保全程超音速飞行。
这样一来，J-11C能在四十五分钟之后发回确切情报。KJ-200起飞之后，需要一个小时到达战区，还要十五分钟进行搜索。
在高强度交战中，半个小时的意义非常重大。
只是，在此之前，杨禹方就收到了KJ-200发来的消息。
虽然是战术预警机，但是KJ-200采用的是Y-8-900的机体，比E-2D大得多，不但有更多的指挥控制台，还能额外搭载一些电子设备，比如专门用来搜集无线电信号的被动探测系统。
首先起飞的那架KJ-200爬升到一万米的巡航高度后，没有立即启动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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