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五县当然会有应对，但没有谁自己跳出来表示对这起刺杀负责，他们是朝廷命官，又不是恐怖组织，谁都不会朝这种枪口上撞。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婺源县。婺源县是徽州府仅次于歙县的大县，实力位居五县之首，更是朱子的故乡。婺源知县冬月十五接文，在二十二日即发回申文，以大明的平均行政效率而言，堪称神速。
可惜速度虽然快了，质量却实在有些拿不出手。这篇申文的论点，和此前绩溪杨教谕一样，指称歙县亏欠夏麦九千七百石，被罚补交夏税生丝八千七百八十匹，历年输送，与其他五县无关。至于“人丁生绢”，那是南京承运库的事，更与地方无关。
这个论点当然破绽很大，毫无新意。不过这也没办法，一共只有几天时间，婺源县令再有才，也不可能跟帅嘉谟精心准备了几年的证据相匹敌。
不过该县令到底也非庸手，他在申文里，还提出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方案：查阅黄册。
所谓黄册，乃是朝廷重要的赋税档案，上峰征派赋役，都要依据黄册来施行。它是第一手资料，最具权威。
婺源县的逻辑是：如果《大明会典》和府志记载无误的话，那么在黄册的原始记录里，一定会有相应记载，后者的可信度要高于前者。因此只要去查黄册档案，自然就知道谁对谁错。
按照规定，黄册会抄送数份，不仅本县、本府都有保存，还会抄送南京户部留底。你可以说本县本府存的黄册可能会被篡改，但南京户部的留底，不可能被你某个地方的官员篡改，绝对是准确的，一查便知真伪。
婺源县这个说法独辟蹊径，给解决纷争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除此之外，他也效仿歙县，拉来了本县的一批名人助威。虽然阵势不如歙县显赫，却也有四位进士出身的致仕高官压阵——这就是南榜进士竞争激烈的原因，这才区区一个徽州，就牛到这个程度，只是辖下两县，就能拽出这么多名人，还全是活着的。
三天之后，绩溪县再次加入战团，同样也是知县领衔。
有了婺源争取时间，绩溪县准备得更加充分。其知县选择了另外一个辩驳策略，把突破口放在了“独征生丝”之上。
帅嘉谟此前有一个质疑，说徽州有六县，为何独独在歙县征收生丝？这根本不合理，所以一定是六县均输。他还举了很多例子，比如常州府进贡茶叶，《会典》里就写明“征于宜兴县”；宁国府进攻木瓜，也写明由宣城县专输。所以如果朝廷单独在歙县征收生丝，《会典》一定会明确写出来。
绩溪针对这个质疑，罗列了一大堆反例：苏、常独征白米；宁、太独征牧马；绩溪独征皇木。这些在《会典》里也没专门写出来呀。又譬如松江府的绿豆，只由华亭一县征收，上海县不必去管；安府的药材，只由山阳县征收，睢、赣两县就不用交；金华府的麻地，只征武艺县，至于丝、纱二项，则从汤溪征发，其他县不必交纳。这些单征的项目，《会典》里也都没提啊。
罗列完这一大堆，绩溪县令表示，一府独征一类物资于某县，实属平常，《会典》不可能面面俱到，写的那么详细。因此帅嘉谟的质疑，纯属见识太少，毫无道理。
道理说清楚了，可惜绩溪作为六县中最小的一县，找来找去发现本县没有活着的进士，只好退而求其次，请出了三位举人联署。
婺源、绩溪一大一小两县打起头阵。其他战友也不好落后，几天后休宁、祁门两县也有了回应。
尤其是休宁知县的回应，对帅嘉谟的威胁最大。此公准备了将近一个月，出手不凡，他抛开那些弯弯绕绕，矛头直指歙县的核心要害——数字。
歙县或帅嘉谟最核心的质疑，在于两项税赋的数字不符。
歙县“夏税生丝”补麦九千七百石，折生绢只有四千多匹；而每年歙县却要交纳“人丁丝绢”八千七百八十匹。多交的四千匹，一定是本该其他五县负担。
关于这个质疑，休宁知县给出了自己的调查结果：
他发现，在乙巳更制中，行中书省除了查获歙县亏欠夏麦九千七百石之外，还在其下辖的登瀛、明德两乡，重新清查出一部分抛荒的桑园田地，加上抄没程辉祥、叶忠两个大地主的田地。这些土地，都重新丈量造册，然后重新计算征税。
亏欠夏麦、抛荒桑园田地、抄没田地，这三项加在一起，歙县新增的赋税一共是生丝一万零九百七十四斤又三两。每二十四两生丝，折绢一匹，所以总数正好是八千七百七十九匹整，与“人丁丝绢”数字相符，所以这就是歙县的税。
在洪武十年、二十四年、永乐十年、成化十八年，对这笔赋税的数额都有调整。到了弘治十四年，朝廷把生丝折绢的比率，从二十四两调整到了二十两，但定额八千七百七十九匹，却没有改动过。
这还只是休宁县令的第一招，他的第二招，指向物产。
因为帅嘉谟之前曾提出，歙县明明不产丝，为什么要以生丝为赋税折色呢？
休宁县令考察了一下，发现歙县下辖的登瀛、明德、仁礼、永丰、孝悌、滚绣、下乡几个乡里，本来是有桑园的，而其他五县则从来没有过。显然，虽然歙县现在不产生丝，但不代表以前也不产——生丝曾经是歙县的特产土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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