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息了吗？】
昭宗重回皇帝宝座之后，趁热打铁，对宦官势力予以压制。
之前，宰相在延英殿向皇帝汇报工作的时候，宦官（枢密使）也列席旁听，并时常与宰相发生争执，等宰相向百官宣布皇上旨意的时候，宦官又会指责宰相“矫诏”，阻挠政令的下达。
因此，昭宗下令，从现在开始，枢密使不得与宰相并列，而应等宰相单独奏事完毕之后，再进殿听取工作指示。
随后，宰相崔胤又与宰相陆扆联名上疏，指出宦官掌握兵权是连年灾祸的总病根，建议由崔胤执掌左神策军、陆扆执掌右神策军，如此则可震慑地方藩镇军阀，扞卫天子皇威。
文官典兵，是昭宗十年前的产业布局。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也，时过境迁，外部环境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朝廷内部也存在微妙的变化。
如今，宦官势力并未得到彻底铲除，仍然蕴含着不容小觑的能量，而他们现在又是惊弓之鸟，短时间过度激烈的打压，只怕会引起他们更为强烈的反弹。昭宗斟酌了两天，不敢贸然走出这一步棋。
现在的昭宗更加成熟，不再那么鲁莽。他找来握有兵权的“三使相”，询问他们的态度。
孙德昭、董彦弼、周承诲三人异口同声道：“我们几代人都在军中供职，从未听说过文官可以担任统帅，如果硬要交给文官，恐怕军队会生变。一动不如一静，不如仍然交给宦官。”
在朝廷内的三股政治势力（文官、宦官、禁军）中，宦官与禁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的利益关联更是盘根错节，剪不断、理还乱，长期以来，二者相互依存，和谐共生；
而文官与宦官之间则是长期对立、互相倾轧，为了争权夺利而爆发的冲突不胜枚举。
禁军是核心，宦官是媒介。
“核心四阉”发动的这场宫廷政变，其本质就是文官集团（崔胤）与宦官集团的一次政治斗争，只不过这次斗争是拿昭宗皇帝当筹码。宦官先胜而后败，文官集团便打算趁虚而入，一举拿下禁军兵权，扩大战果。
近些年的斗争经验告诉昭宗，休想凭一纸委任状换取天下太平，他深知诏书的含金量。无论是让谁来领导禁军，都要事先征求禁军的同意。
如今，以孙德昭为首的“三使相”是禁军代言人，他们三人的态度尤为重要。
孙德昭恨的是王仲先，不是宦官这个群体，更不是由宦官领导禁军的这个成熟的体系。对于禁军来说，他们更倾向于宦官，因为彼此之间有太多的共同语言，更容易同流合污，牟取利益；而文官则截然相反，他们往往出身名门望族，饱读诗书，具备高学历（进士及第），孤傲清高，他们自诩为“清流”，贬称宦官为“浊流”，也瞧不起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武夫（禁军将领）。
之前，昭宗在“倒杨斗争”中亲自提拔了一位禁军将领杨守立，文官集团（孔纬）就对杨守立冷眼相待，颇轻之。足以说明文官集团对禁军将领们的轻视，禁军将领们对此很有自知之明。
文官集团自诩清高，满口仁义道德，难与共事。
因此，“三使相”一致抵制文官统领禁军，坚持接受宦官的领导。
昭宗辗转反侧，犹豫了两天之后，终于还是拒绝了崔胤、陆扆的奏议，任命宦官韩全诲、张彦弘分别出任左、右神策军总指挥。
如此一来，重回原点。禁军兵权仍然被宦官集团掌控。
崔胤输急了眼，竟然伙同首都市长（京兆尹）雇凶杀人，想通过不正当手段除掉政敌，谋事不密，计划未果。
不过，宦官韩全诲等人被崔胤的这个疯狂举动吓坏了，同时也认清了崔胤必除宦官的可怕信仰，在那一刻，景务修、宋道弼、刘季述、王仲先等前辈的音容笑貌如走马灯一样，浮现在他们的脑海中，久久不能散去。
惶恐不安的宦官们不得不求助于背后的靠山——关西集团，韩全诲、张彦弘曾做过凤翔的监军宦官，与李茂贞关系密切，所以他们秘密与之取得联系，通报朝廷形势。
凤翔李茂贞非常清楚，崔胤志向远大，不会止步于消灭宦官，在他得到兵权、消灭宦官之后，下一步就要拿地方藩镇开刀，而关西集团将会成为首当其冲的打击目标。
凤翔李茂贞与宦官势力唇齿相依，在长期的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此时决不能坐视不管。
于是，凤翔李茂贞以维护首都秩序、清剿叛逆为名，带兵入朝。
昭宗晋封李茂贞为“岐王”。李茂贞留下了四千凤翔兵，宿卫京师，然后返回凤翔。
崔胤为求自保，也秘密劝朱温派来三千汴卒，宿卫京师。
凤翔兵与汴州兵名为保护京城，实则是监视朝廷，扞卫自身权益。因此双方驻军屡有争斗，京师气氛相当紧张。
崔胤招藩镇进京，与何进、袁绍招董卓进京何其相似！
与崔胤合谋反正的韩偓，就非常反对崔胤勾引藩镇入京宿卫，说这是引狼入室。崔胤虽然理屈词穷，但终不为所动。
数千藩镇兵，人数虽然不多，却是地方势力插手中央的危险信号，也是地方藩镇势力在中央的政治延伸，在小规模冲突的背后，隐藏着两大强藩的博弈。任何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举动，都有可能掀起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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